中图分类号:K90;D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12(2015)06-0019-07 这篇演讲的中心论点是非常直截了当的,谈的就是空间概念化的方法的根本重要性。它确实很重要。它对于社会科学的运作有着重要影响,这也包括了“发展地理学”。而且,它对于政治立场的建构与参与方式来说,也同样重要。这是一个原则上或普遍意义上的观念。然而,这篇演说的目的,就是要集中到一些具体问题上去,它与我们当前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世界中所存在的一些不均衡问题密切相关。而且,这反过来会引发我们对于政治责任这一概念的思考。 然而,预先设定一些基本的、普遍意义上的关于空间概念化的命题是很重要的。①有如下三点:第一个命题就是,空间是一种实践、关系、联接与断裂的产物。我们在日常行为中以各种方式制造空间,从个人的到全球的。这个命题现在已经被广泛接受,然而它只是在口头上被认可,并不是在实践当中。第二个命题是,空间是多样性的维度。很明显,没有空间就不会有多样性(简答地说,事物不是单一存在的)。然而,这个命题其实反过来说也成立,没有多样性就不会有空间。换句话说,空间和多样性是同构的。第三个命题从前两个当中推导而来,空间总是在进行着的,它从未结束,也绝不是一个完成的整体。就实际而言,总会有联接、关系,尽管可能还未发生,或者没有发生过。空间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产物。因此,本文论点的中心意义是说,空间总是向未来敞开的。更进一步说,它总是向着责任和政治敞开的。 可能上述命题看起来很直观明显。然而,它们实际上还意味着一种空间概念化的方式所提出的一种真实挑战(通常它是被低估了的),这种挑战指向社会科学尤其是地理学,也指向政治参与,和日常生活的实践。而且,也正是因为它确实存在这样的挑战,上面所提及的所有领域(包括社会科学、政治、日常生活)为转移这一挑战,共同采取了一种替代性的概念化(即含蓄的想象[implicit imaginations])方式。这些“小花招”(small manoeuvres)只是为了更轻松地存活在世上,而不用面对来自空间的迎面挑战。下一部分主要探讨两种“避实就虚的想象”,这种探讨有助于将三个命题带入生活当中。 一、回避的想象 当面对来自空间的挑战时,最常用的策略(在发展领域中尤其如此),就是把空间变成时间,把地理变为历史。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当谈到全球化时代的贫困与不公平的问题(在马里、尼加拉瓜或者莫桑比克)时,给出的回复通常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些概念,比如说,“他们落后啦”、“给我们时间”、“他们会赶上来的”等等。同样的,通常对于国家或地区进行分类的做法就是:“发达”(developed)或者“发展中”(developing)。再或者,在高层政治和社会科学当中,“话语”总是在一种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当中展开(或明或暗地),比如说“伟大进步”,或者“生产模式”之类。 在所有这些表述当中,一种特殊的运作就是通过以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化为基础来进行的。所有这些,整个不均衡的地理世界被有效地重组(想象上地)成为一个线性的历史队列。有一个地理(它是差异在空间上的同时发生)向历史(它被认为是一种单一的延续)的转向。换句话说,有两种运作在这里进行:首先是一种空间同时性的毁灭;其次,是同样重要的,但又是在第一种隐含了的,即时间性被还原为单一的:有且只有一种历史的队列(发展的一种模式),并且,它由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有一个声音)所规定。有时候——也许是经常,那些“落后”的角色只能接受这样的模式。这个策略最直接和明显的结果是,那些在这个队列中处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没有可能(确切地说是没有空间)去定义一条属于它们自己的路。它们的未来是被预定好的。也许,它们并不希望遵循那些由“发达”国家设定的路线。换句话说,这个操作控制,即这种将空间上的差异概念转化为一种时间上的序列,是一种被断定了的没有其他选择的方式。 此外,空间转化为时间的进一步结果是:第一,它忽略了世界上的不均衡正在产生的任何可能性(有人可能认为是“明显的事实”),而且,这已经被作为是一种全球化形势下的结构性事实。这种特殊的“回避的想象”忽略了当前“连接性”(空间作为关系、实践)形式的影响,这反过来又使得大多数“他者“能够“迎头赶上”变得不太可能,而且,还巧妙地掩盖了“发达国家”在这个不平等的生产状况中的影响(这实际就提出了责任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对此进行展开)。 将空间转为时间的虚构策略,它的第二个结果是,将使得唤起(记忆——译者所加)变得更困难。它以一种温和的、不那么紧迫的方式简化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既定差异(比方说:在富裕的英国或德国与贫困的马里或危地马拉之间)。这种贫富差距被简化到线性历史的队列当中。这样反过来又产生一种至关重要的效果:它否认平等,这是一种贬抑的形式,它否定“同时性”(coevalness)。②(我认为,这不仅影响到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去试图解决全球的南北关系,也影响到我们作为社会的普通一员。) 上述将空间转为时间(从而抹杀它的本质)的两个结果,都否定了不均衡所可能产生的结果,以及线性历史队列中所可能存在的差异,这实际意味着要消除伦理的和政治上的挑战。它们都有赖于对于空间和时间概念化的一种规避。 然而,有必要在这一点上做出重要的澄清。这里绝对不是要简单地反对任何“进步”或“发展”的观念。我们旨在重点关心两个问题:第一是它们设定形式的单一性,第二是谁来给形式作出规定。这里的目标是:指向一种明显的困难,这种困难涉及对于空间差异性的认知,不平等的存在,以及我们在其中所获得的启示;并指出有什么“小花招”以及“政治宇宙学”(political cosmologies)之类的魔法,被频繁地用来规避一些来自空间的挑战。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