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通行说法，“屌丝”一词起于2012年百度贴吧之“雷霆三巨头吧”对“李毅吧”网友的恶搞，其后则以流感传播般的势头迅速蹿红大江南北。在这个过程中，“屌丝”聚焦生成了“矮穷矬”的核心属性，并围绕着这一内涵编织出了一整套符号体系，许多年轻人纷纷以“屌丝”自居，乐此不疲地采用这一符号体系展开他们的话语实践。对于这种现象，有人认为所谓“屌丝文化”是一种自我贬损、自我矮化的犬儒主义；而有人则发掘其积极内涵，认为“屌丝”话语体现了网络亚文化群体对于主流话语的自嘲式对抗。笔者认为，与一般的网络流行语不同，“屌丝”作为一种叙事模式、社会心态、青年亚文化，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中下层青年面临的生存压力，折射了中国当下社会阶级日益分化的现实。如今，对于“屌丝”一词的狂欢式消费已经过去，如果对其进行一番重新检视则可以发现，在表面的“娱乐至死”精神背后，“屌丝”文化实际上上演的是对现实的社会结构既“反抗”又“皈依”的双重变奏。 一、“屌丝”：以谁的名义 在“屌丝”蹿红的网络语言狂欢中，似乎人人都来抢这顶“屌丝”的帽子开展人际互动的表演；然而这顶帽子究竟是谁的？其实“屌丝”一词直接产生于青年网络用户的话语实践，而反过来这些青年网络用户又用这种符码系统和叙事方式展现一种身份认同。因此，“屌丝”一词的意涵并非单纯由语词本身的内涵界定的，而是在其传播的过程中经由使用者标定自身，不断生成新的规定性。对于整个舆论场对“屌丝”的狂欢式消费而言，采取本质主义的立场试图给“屌丝”下定义或许是徒劳的；只有通过观察“谁自认为‘屌丝’”和“谁被认为‘屌丝’”，才能够在流行语汇的意义流变中把握其核心内涵并确立其外延。 一位已不可考证的“李毅吧”的早期网友总结说：“按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来划分的话，屌丝应该是包括了赤贫人群的一部分、农民工、城市小手工业者、产业工人、不满现状的企业雇员、流氓无产者、困厄的三本狗、专科狗。”而2014年10月，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发布“2014屌丝生存现状报告”，通过联合某求职网站采集样本勾画了这样一幅“屌丝”群像：年龄主要在20～30岁，一半单身，学历普遍不高，平均月工资不到三千元，七成人远离家乡，平均每月给父母一千元。与上述描述有所不同的是，也有研究者指出，考虑到数字化生存所需的闲暇时间和基本的文化素养，那些能够积极利用社会性媒体进行“屌丝叙事”生产并进行“创造性实践”的，并非真正的底层，而主要是被称为“中产阶层”的职业白领以及作为其主要后备军的青年学生[1]。而通过深入一些网络社区进行“参与式观察”可以发现，在一些“屌丝小组”中聚集以及在论坛的线上交流中自认为是“屌丝”的群体中，年收入在5万～10万的亦不乏其人。 这些内部差异颇大的表述和观感说明所谓“屌丝”——无论是来自自我认同还是来自他者的指认——内部确实有很强的异质性；但总的来说主要涉及的则是社会分层中广义上“中产阶级”以下的城市青年群体，甚至也包括以中低薪白领为主的“边缘中产阶级”。 二、“屌丝”生成的社会学背景：阶级的分化与固化 毛泽东时代虽然“阶级斗争年年搞、月月搞”，但在彼时扁平化社会结构下，所谓的“阶级”恰是外在于社会生活的东西，是政治生活对于社会生活的一种强加；相反，今天执政党虽出于与极端年代进行政治切割的需要，与社会共同制造了一种拒斥“阶级”的主流话语，但恰是在今天，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才真正成为一种内在的社会现实。“屌丝”作为一种席卷舆论场的叙事方式，正是这种吊诡的社会现实的折射。 如前所述，“屌丝”文化尤其体现了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中层和下层青年群体在生存压力之下焦虑情绪的释放，而相比之下数量更为庞大的农民、底层产业工人等固然少有参与到这场网络话语实践中；但是，“屌丝”叙事模式中聚焦的“穷屌丝”与“高富帅”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却真实地表达了中国社会中数量庞大的“底层”与“精英”之间的深刻断裂。 改革以来，中国原有的扁平化社会结构得到拉伸，90年代以来更是经历了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这种变化一方面表明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向现代社会靠拢，而另一方面则带来了日益严峻的社会公平问题。如今我们普遍意识到，迄今三十余年的“改革”实际并非铁板一块。孙立平指出，经过了80年代的“帕累托改进”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财富和资源重新积聚的90年代，与之伴随而来的则是底层社会群体人数的迅速扩大[2]。而进入21世纪，这种情况并没有根本的改观。李实和罗楚亮基于对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的分析认为，中国目前的居民基尼系数在0.45～0.52的区间内是比较可信的[3]。李实、罗楚亮修正后的数据(0.52)高于同期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基尼系数(0.477)，但是仍有学者认为，考虑到一些高收入群体的灰色收入和海外资产等因素，中国实际的收入分配不公程度应该比这一数据反映的还要大[4]。此外，在居民收入十等分组中，最低和最高收入组的组内收入分配不平等更要远远大于中间各组[5]。 孙立平曾经引用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Touraine)的观点阐释中国社会的“断裂”：图海纳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社会结构发生的最重要变化就是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成了一场马拉松赛。换言之，在等级结构中，人们的社会地位固然高低有别，但尚处在同一个时空结构之中；然而如今这种塔形结构却趋于消失——社会变成了“马拉松式”的，每跑一段就有人掉队，而掉队者并非跌落社会最底层，而是完全被抛出社会结构之外。领跑者和退赛者并不共享相同的时空规定性[6]。图海纳耐人寻味的比喻也格外适用于现在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