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5)09-0126-06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5.09.018 文化研究已经学科化了吗？如果说进入高等教育教材体系、并被教育行政部门正式认可，可以被视为衡量一种知识生产已经学科化的重要指标，那么，目前三本文化研究教材《文化研究导论》、《文化研究概论》、《文化研究教程》，分别被列为“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推荐用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北京市精品教材①，已然成为文化研究学科化的明证。然而，如若从学科研究历史来把握知识探索领域②，那么，文化研究恐怕算不得“根正苗红”，最起码在英国文化研究那里，文化研究学科化是被拒绝的。世纪之交，文化研究曾被认为“是一个最富于变化，最难以定位的知识领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为它划出一个清晰的学科界限”③。十五年过去而墨迹未干，文化研究依然未走出学科化与非学科化的争议。主张文化研究必将学科化者认为，文化研究“应该能像美学一样，在我们的学科体制中牢固地确定自己的地位”；而相反的意见则指出，文化研究学科化的努力与期待虽然有其道理，“但却是违背文化研究的基本精神的”，最终将因其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征用而陷入困境之中。④看起来，本土文化研究虽已实践有年，但其学科化的幽灵却依然四处游荡，在当下语境中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对于方兴未艾的本土文化研究来说该不是无根游谈。 对文化研究予以回顾与反思者早已有之，在斯图亚特·霍尔看来，传统学科长期拒绝“为文化研究命名，更遑论使其理论化或概念化了”，而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也拒绝“任何关于文化的独一无二、毫无疑问的界定”，并且声称正是这种不确定的定位、灵活的立场及其自反性保证了文化研究自身的独特性。⑤霍尔意在为文化研究寻求并确证某种合法性，但他对文化研究的非界定性阐释却被学者反复强调，尼尔森等合编的《文化研究》就申明文化研究非学科化、反学科化的观点⑥，而英国文化批评家萨达尔的阐发颇有代表性。他声称：文化研究“是一个描述集合的名词，包含多种富有争议的观点和学说，这些努力通常是要解决不同的问题，包括很多不同的理论和政治立场”，文化研究的非学科化根源于研究对象的宽泛性、主题的含混性、方法的非特定性、理论基础的非专门特定性，要之，文化研究是“反学科”的，然而现实中的文化研究已经学科化了，成为学术建树和权力结构的一部分，作为独立的学者运动的文化研究似乎“只有在印度次大陆”还残存着。⑦萨达尔虽然在文化研究将何去何从的问题上流露悲观，而将文化研究局限于“独立的学者运动”也难免褊狭，但在文化研究的非学科性、跨学科性以及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等方面，反对学科化的立场却是坚定不移的。 与之相对的观点则对此予以驳斥。该观点认为，霍尔关于文化研究非学科化立场导致了文化研究对象的多元化、研究立场的折中主义、研究方法的机会主义、分析模式的神秘化，忘记了文化研究最重要的潜力乃在于对当代文化和社会的政治塑造功能。⑧英国学者吉姆·麦奎根主编的《文化研究方法论》劈头写道：“此书的出版基于一个实际的考虑，即文化研究在学术合法性以及科研基金申请方面所处的模糊不清的地位。文化研究领域的研究生通常必须将其研究工作纳入别的学科范畴之中，如艺术史、文学批评或者社会学。这不仅仅是因为科研基金团体过去一直不愿意承认文化研究，而且也因为文化研究自身的界定也一直倾向于抵制其学术合法性，视自身为智力游击运动的一部分，并在官方的学术疆界上开战。”⑨麦奎根关于文化研究学科化的认识基于某种实用主义基本立场，在其中，坚持文化研究非学科化的立场被认为不仅脱离了具体的文化现实，也使文化研究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文化研究实践的现实性和可持续性都成了问题，而目前文化研究不仅已经跻身进既定教育体系之中，而且还挺进到文化研究的“职业培训”领域，正是文化研究不能回避的活生生现实。英国学者克里斯·巴克对此深为赞同，指认那种反对为文化研究制定学科边界、拒绝实用主义的立场缺乏现实性。⑩质言之，在当下语境中坚持文化研究非学科化已属过时观念，它片面强调文化研究非学科化难免有鸵鸟主义之嫌，而忽视文化研究实用性的立场也将流于心造幻影之中。 围绕文化研究学科化问题，上述两种对立的观点代表了西方学者的基本看法。如果说萨达尔为代表的文化研究非学科化一方突出了文化研究自身的基本精神，那么，以麦奎根为代表的另一方则突出文化研究的现实处境；如果前者坚持文化研究的批判维度，那么后者则强调文化研究的实用维度；如果前者强调文化研究作为学者运动的独立性，那么后者则强调文化作为知识生产的社会性；如果前者可以约略为形而上的文化研究，那么后者则是形而下的文化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学者关于文化研究学科化问题的讨论，不论他们的观点如何对立，却都很少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对立起来思考，这就与本土讨论有所区别，而在所关注的学科化问题上却殊途同归。 相对文学研究而言，本土文化研究的历史并不长，然而其学科化的欲望却明显强烈，且学科化的实践业已展开。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文化研究目前已成为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立学科(11)；至于文化研究专业人士，将文化研究学科化的冲动也显而易见，目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文化研究期刊杂志，新设的文化研究专职教职、文化研究专业/方向、文化研究系/院/中心以及各种文化研究教材等等，即为确证。在这里，需要担心的并非文化研究可能被学科化，而是文化研究学科化能否实现、学科化之路何在(12)。具体到当下社会文化语境，担心文化研究批判精神被阉割，并非空穴来风；而忧虑文化研究即便有学科化的冲动、也未必就能够实现学科化、并获得存在合法性的观念，也绝非杞人忧天。如果暂且可以搁置关于文化研究的介入意识、批判精神与学科化的政治性之间内在分歧的理论探讨，那么美国学者对于美国文化研究学院化/学科化的现实反思将为理解这一歧论提供某种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