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①此就纵向的“时代”学术之变动而言。就横向的研究区域之分别而言，本国史之研究，“上古部分经历清代学人由经入史的全面整理，基础较为扎实；中古部分由海内外前贤倾力相注，又得史料之多寡与立论之难易配合适当之便，很快走上正轨，养成循正途而守轨则的专业自律”，而晚近史不仅“背负繁重的史料”，“其发端又主要是为了解决学术以外的社会问题”，造成了依赖外来观念归整文献、剪削枝蔓，体系与史料不免抵牾游离的局面②。在对现代史学的反思过程中，有学者将现阶段中国史学分为“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认为两派只各自掌握到了现代史学的一个层面：“史料学是史学的下层基础，而史观则是上层建构。没有基础，史学无从开始；没有建构，史学终不算完成。”③或指出：“史学重创作，发凡起例，能创垂体大思精之巨著，而史料去取之际，偶一不慎，讹谬由之而发生；史学重考据，纠谬发覆，能启释千古不解之疑窦，而擘绩补苴之余，繁琐饾饤，史学因之以萎靡。”④“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科学的历史”与“人文主义的历史”、“考证史学”与“有意义之史学”等对组术语的出现，以及“合则双美，离则两伤”之解决思路的提出，或批评史论的空疏，或针砭考证的琐碎，均体现出了对如何打破学术困境的思考。 具体到明清文学史实研究领域，面对“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⑤的历史时段，史料文献之纷繁丰富，给史实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历史容量和难以估量的细节；信息的彼此互见，历史肌理脉络的细密化，使历史之多层面、多样化复现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结合上述诸论，也可以说：以晚近史研究不同于上古史及中古史的特点，研究者的史识既艰于形成，学术之时代“潮流”亦争流竞涌，令人追攀不及；史料排比而不得提升、范式层出而考证不力的弊端也表现得较为突出。在此语境中，陆林先生的新著《金圣叹史实研究》提出了“在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作家研究的范围内，无论是说学术发展，还是论个人兴趣，史实文献研究都不应该是附庸，也不应该仅仅是基础或前提(或者可以说理论素养是实证研究的基础)，而是一门具有强烈独立性、需要专攻的术业，有着自身鲜明的学术规定性”⑥的观点，通过金圣叹史实研究课题的践行，展现了明清文学史实研究的“自足”之境。所论虽仅就文学史实而言，却为打破上述困境提供了别一思路。所谓“自足”之境，简言之，即坚持以“对史实本身的考量、对事实真相的探索”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⑦，探问和建构明清文学史实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需要专攻的“术业”，所应用的研究方法、应有的学术理念与学科规范。在《金圣叹史实研究》中，具体体现在：第一，自觉为明清文学史实研究探索和提供高效度的研究方法及丰富的研究范例；第二，探索和论证了“史实研究之于明清文学及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第三，形成了与“方法”和“意义”相适应的，文献与史实互证、事迹与人心互见、文学与文化贯通的独特撰述体例。详述如下。 一 研究方法的“生命感” 在明清文学史实研究领域，利用家谱、方志和诗文集等文献从事专人研究，以考述研究对象的家世、生平及交游，已为学者所共知。《金圣叹史实研究》的特点则体现在将普遍性的研究方法改造、调整成与研究对象具有高度契合度的“特殊”方法，使史料的发掘和梳理获得有机的脉理，史实研究的空间和“生命感”得以拓展与提升。即作者对金圣叹“虽后期名扬天下，但在当时、当地却始终是一介寒儒，故其所交多是草野小民、普通士子，有关事迹正史不载、方志难觅、碑传罕存、诗文稀见”⑧的特点认识，促使其转向旁姓家谱和地方文献；而此观念的形成和有效践行，又基于对地域文化特征及由此形成的历史文献构成“形态”的充分了解。以江南地区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化的成熟、文献层累的丰厚和多层构成格局、士人交游的家族化、“群从性”为前提，利用家谱和地方文献求得交游考的群体性突破，才是可能的；同样的方法应用于孤寒之族、边鄙地区，则未必奏效。《研究》在交游考上注重揭示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的特点、在文献运用上的“向下”眼光、史料钩索的“专”“博”结合，以及在史料文献的发现和运用过程中，强调“系统性”、“自觉性”、“针对性”的原则，均与此密切相关。 如家谱文献的运用，被作者视为金圣叹史实研究的第一条原则和方法⑨。但细究其研究过程，可以发现，面对金圣叹这样一位生活在社会下层且身遭杀头籍没的特殊对象，在家谱的运用上，作者不是如学术界通常思路，“通过寻找谱主的家谱来理清其世系、亲属和姻娅等关系”，而是“有意识地广泛地利用旁姓别姓的家谱，对谱主的其他社会关系，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察”。如金圣叹与莫厘王氏、周庄戴氏、吴江沈氏、唯亭顾氏、葑溪丁氏的交游考述，就是建立在此一原则之上。以莫厘王氏为例，在金圣叹所交往的六位王氏中，仅王武留下了较多痕迹，作者称为四个“唯一”：唯一有别集存世，唯一有画集传世，唯一有同时名人为之作传，唯一名入正史者，由此可见从历史烟尘中勾稽出其余诸王事迹的艰难。在此过程中，作者对道光刻本苏州太湖王氏《太原家谱》的运用，成了考述成功的关键性文献。不仅除王武之外诸人的本名、字号、家世及血缘关系由此解决，其中对王斫山画家身份的考证及相关文献的勾取，尤得力于家谱对其字号的准确著录。永焘次子名翰，“字其仲，号斫山，吴庠附例生”的记载，将王斫山与王其仲联系了起来，使得释中英《赠王其仲居士》一诗和金俊明为画家王翰字其仲的题跋，得以进入视野。画家身份的明确，丰富了这位与圣叹“亲如兄弟、相互服膺”、深度参与圣叹批点事业之历史人物的面目，并使《鱼庭闻贯》载《与王斫山》中以画法喻诗法的交流方式，获得了更深刻的意义。又如周庄诸戴中，作者利用嘉庆抄本《贞丰里谯国戴氏族谱》，进一步理清了各人的血缘关系；由谱载戴镐生年和入学时间，推翻了前人关于其即圣叹扶乩降神“团队”中“戴生”的推测；由戴之儁、之傑合传中记载之杰讲学时“摄衣升座，声出金石”、“依方辩对，咸出人意表”的风采及其卒年，推测“戴生”应为戴之傑；由之儁抗清遇难之高节，推测圣叹《赠戴云叶》诗中所云“子兄吾所惮，与汝故加亲”之“子兄”为戴之儁；由戴悦的生年，考证圣叹坐馆其家的时间；由戴镐传中记录其斡旋于马惟善军中一事，推测圣叹尺牍《与戴云叶》中提及“蒨老”为顾贽。另如，哭庙案中“二丁”身世的发现，由丁氏宗谱为介；吴江诸沈、唯亭顾氏亲缘关系的考述，也得力于家谱文献的利用。血缘关系之外，作者对家谱文献提供的圣叹交游者之间的姻缘关系，亦注意揭示。如由王氏家谱指出，许定升为王瀚、希、学伊幼妹婿；宋德宜是王希次女婿、王武的表弟，陆世恒是王希小女婿，秦松年为诸王外甥；由戴氏家谱指出，戴汝义女嫁顾予鼎(予咸三兄)，戴悦女嫁予鼎子，等等。作者对利用“旁姓别姓”家谱文献的步骤有所说明：“将所收集到的与金圣叹有关系的百余位人士，按照姓氏予以编排、考察籍贯。凡是获知籍贯的，便去查该地的该姓家谱；未知籍贯的，便系统翻阅苏州府有关各县的该姓家谱。”⑩如此计划详密、持久系统的排查翻检工作，是金圣叹生平交游考取得重大突破的奥秘所在。作为“家族关系史”的家谱文献的发现和充分利用，在父子相继、兄弟接引、姻娅相通的交游考述中，“盘活了所有的已知文献，串联起相关人物的种种关系”，使作者能够将与圣叹相关的人物，从仅知字号、“悬浮”于历史时空中的状态，一一安放于具体的坐标和亲缘位置中，破解圣叹书信和诗文中的模糊信息，“一点一点地交织起金圣叹的世俗社会的关系网，并使之在这样的网状结构中，慢慢地复活过来”(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