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5)08-0028-08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高等教育改革是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开端，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成果虽颇为丰硕，但却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主要以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为线索，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借鉴苏联高等教育经验进行的一系列调整来考察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因、过程、结果和规律等，而对于形成新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另一个主要基础——老解放区高等教育模式及其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却很少有人涉及。在以往的研究中，中外学者的一致看法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高校体制与教学制度全盘照搬苏联模式；甚至有学者认为，“苏联模式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塑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性格”，“中国高等教育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步摆脱苏联模式，但今天仍然从骨子里面体现出苏联模式的特点”[1]。然而，在逐一审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高等教育的各项重要变革后，笔者发现，实际上只有院系调整这一项基本上是直接模仿苏联在大工业化时期改造高等教育的模式，而其他诸如确立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教育方针、建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课程体系、制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学计划、实行部门办学的管理制度等重要举措，都与老解放区的高等教育经验有着紧密联系，可以说，“学习苏联的高等教育经验，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发生的是形式上的变化，而学习老解放区的高等教育经验，则促使其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内在的实质性变化。”[2]鉴于此，本文以老解放区高等教育模式的延续为分析视角，探讨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高等教育改革的阶段性特征、主要内容和历史经验。 一、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高等教育改革的阶段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高等教育改革过程，有学者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6年)以模仿苏联模式进行改革为主要特征，第二阶段(1957-1965年)的主要特征则是偏离苏联模式”[3]。不难看出，这种划分的依据是苏联模式的影响，即以是否依照苏联高等教育经验进行改革来划分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确实可以看到是否以苏联模式为改革蓝本从而使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但是，这种不同仅是外在形式的差别，或者说仅以是否学习苏联模式为划分依据，并没有从内在实质上揭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不同阶段的基本特征。众所周知，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主要受三种教育模式的影响，即老解放区高等教育模式、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和国统区高等教育模式。这三种教育模式虽在不同方面都影响着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但从教育理念和政治需求的角度来看，老解放区高等教育模式的影响占据着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大批来自老解放区的教育家在文化教育战线担任要职，他们以自己在老解放区积累起来的教育经验改造旧的高等教育制度，管理新中国的高等学校，影响着这些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因此，老解放区高等教育模式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深层次方面。所以，是否以老解放区高等教育经验为基础进行改革才是从内在实质上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本依据。也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高等教育改革表现出明显的三个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1949-1951年)以继承老解放区高等教育经验为主要特征；第二阶段(1952-1956年)偏离老解放区高等教育模式，转而以模仿苏联高等教育模式进行改革为主要特征；第三阶段(1957-1965年)以回归老解放区高等教育模式为主要特征。 1.1949-1951年是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初始阶段 在这个阶段，高等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改造旧式教育和恢复学校秩序。由于这时还没有形成大规模学习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社会气候，而国统区高等教育模式又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理念相冲突，所以老解放区的高等教育经验就成为这一阶段高等教育改革主要的可借鉴资源。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规定：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的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4]。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颁布的一系列政策规定，同样是以老解放区高等教育模式为蓝本制定的。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在招生考试方面，“对具有相当工作历史的革命干部、工农青年予以特殊照顾”[5]；第二，在课程设置方面，“废除政治上的反动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政治课程”[6]；第三，在管理体制方面，“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均负有领导的责任，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或文教部均有根据中央统一的方针政策，领导本区高等学校的责任”[7]。1951年11月，政务院在《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中将专门为革命干部、工人、农民开设的工农速成中学纳入正规学校系统，使其与高等学校相衔接，体现了重视革命干部和工农大众接受基础教育，并以为将来升入高等学校做准备的老解放区教育精神。对此，《人民教育》发表社论评价道：“新学制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政策在新中国现阶段教育制度上的一种体现，它总结了二十余年来各革命根据地的教育经验。……在新学制中，把一向被忽视的工农大众和工农干部的学校，分别归入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的体系中，这是我们新学制体现革命精神最突出的部分。”[8] 2.1952-1956年是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偏离老解放区高等教育模式，转而以苏联模式为蓝本进行改革。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恢复和调整，到1951年底，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向正规化、专业化发展，其迫切任务是为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培养大量合格的专门人才，而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灵魂、以培养革命干部为主要任务的老解放区高等教育模式显然不能完全适应和满足这一需求。由于此时西方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对我国实施全面封锁，因而向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苏联老大哥学习高等教育办学经验，成为我国高教界的必然选择。从1952年秋至1956年5月，我国以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为蓝本，在高等学校体制和教学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主要表现在：第一，通过院系调整，建立了以单科院校(尤其是工科院校)为主的大学体制和以“大学—系—教研组”为结构的大学内部组织；第二，通过教学改革，建立了以专业为中心、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统一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继而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学制度。不过，在对全面、系统、大规模地学习苏联模式进行肯定的同时，还应当看到，老解放区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和对广大工农群众开门的办学经验，同样对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影响。如1953年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华北区高等学校负责人座谈会上，谈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建设方针和根本任务时就反复强调：“高等教育建设的具体任务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有系统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只有思想提高并把它贯彻到教学业务中去，我们的教学工作才能够搞好。……要有步骤地贯彻工农速成中学附设于高等学校作为高等学校预备班的决定，实行分类的教学计划，尽可能地吸收产业工人、劳动模范入学，以期逐渐使我们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工农成分比重增加。”[9]可见，这一阶段的高等教育改革只是“偏离”，而不是“摒弃”老解放区高等教育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