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5)04-0065-17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21世纪的最初10年间，我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快速发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1年的3.5%提高到2000年12.5%，2010年达到了26.5%(教育部发展规划司，2011)。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口比例不断上升，根据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在1990年为1422人，2000年为3611人，2010年为8930人(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2，2012)。在这样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的私人回报率可能出现两种变动趋势：一是随着高技能劳动者供给的增加，高技能劳动者与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缩小，高等教育回报率下降；二是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增加，抵消了高技能劳动者供给增加的影响，导致高等教育回报率不变甚至上升。在转型国家，高等教育的回报率还有可能因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得以提升。那么，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和经济持续转型的进程中，我国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正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已经有很多研究对我国教育回报率的长期变动进行了分析。其中，李实和丁赛(2003)以及张俊森等(Zhang et al.，2005)分析了2001年之前教育回报率的变动，何亦名(2009)、丁小浩等(2012)、陈纯槿和胡咏梅(2012)以及邓峰和丁小浩(2013)则将分析范围扩展到了2001年之后。他们主要的发现是，我国的教育回报率在20世纪90年代大幅提高，但进入21世纪后教育回报率的增长趋于平稳。这些研究使用了所有学历的劳动者样本，其中有些研究以虚拟变量表示学历，然后得出高等教育相对于初中教育或小学教育的回报率。但是，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高等教育回报率的含义不是很清晰。因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必然接受过高中教育①，所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对于初中教育或小学教育的回报中实际上包含了高中教育的回报。因此，在估计高等教育回报率时，应该只使用高中及以上学历个体的样本。此外，上述研究主要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较少使用其他估计方法纠正OLS估计可能存在的偏差。其中，邓峰和丁小浩(2013)使用了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但该模型无法解决估计教育回报率时面临的传统计量问题，如遗漏变量偏误、样本选择偏差等。张俊森等(2005)在估计女性教育回报率的长期变动时使用了Heckman两阶段模型纠正样本选择偏差，但没有考虑遗漏变量问题。 一些研究使用高中及以上学历个体的样本估计我国的高等教育回报率，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研究基于横截面数据估计某个特定年份的高等教育回报率，并使用一定的方法纠正OLS估计的偏差。如赵西亮和朱喜(2009)、颜敏(2013)使用了倾向指数匹配法，颜敏(2013)使用了工具变量法，赫克曼(J.J.Heckman)等(Heckman & Li，2004)、袁诚和张磊(2009)、许玲丽等(2012)使用了异质性模型。 第二类研究将高校扩招视为一个自然实验，基于扩招前后不同年份的数据，使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的方法，估计扩招政策对大学毕业生收入的干预效应(吴要武，赵泉，2010；姚先国等，2014)。 第三类研究与本文一样，着眼于高等教育回报率随时间的变动，基于不同年份的数据，分别估计各年份的高等教育回报率，并进行跨年份比较。在这类研究中，王乐(Wang，2012)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项目(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CHIP)1995年和2002年的数据，使用了工具变量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常进雄和项俊夫(2013)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1989—2009年数据，使用了Heckman两阶段模型；胡安宁和希贝尔(Hu，& Hibel，2014)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03年和2010年的数据，使用了倾向指数匹配法；张巍巍和李雪松(2014)基于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1992年、2000年和2009年的数据，使用了异质性模型。其中，王乐(Wang，2012)以及胡安宁和希贝尔(Hu & Hibel，2014)涉及的时间跨度不长。常进雄和项俊夫(2013)的研究涉及高等教育回报率的长时期变化，但仅考虑了样本选择偏差问题，没有考虑遗漏变量问题。张巍巍和李雪松(2014)的研究也着眼于高等教育回报率的长期变动，但该研究存在三个问题：其一，样本数较少，三个年份的样本量分别为366、505、860；其二，缺乏中部地区的样本省份；其三，1992年的样本省份与后两个年份不同。因此，笔者对该研究的结论存疑。从估计结果看，上述四项研究都发现我国高等教育回报率随时间呈上升趋势。 可见，现有研究缺乏对我国高等教育回报率长期变动的可靠分析。本文使用CHIP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估计我国高等教育回报率在近20年里的变化。CHIP是中国居民住户调查的权威性数据，适合于做长期趋势的研究。现有的四次城镇住户调查在抽样方法、样本省份上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而且样本量大，覆盖了中国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在方法上，本文根据伍德里奇(2007)提出的方法，借鉴阿拉贝施巴尼和马萨洛夫(Arabsheibani & Mussurov，2007)以及陈贵福和哈莫瑞(Chen & Hamori，2009)估算教育回报率的研究，将工具变量法与Heckman两阶段模型相结合，同时处理遗漏变量偏误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