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 1999年北京“盘峰诗会”上关于“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论争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因为《岁月的遗照》和《1998中国新诗年鉴》这两本书的出版。在代表“知识分子写作”的选本《岁月的遗照》里，没有合理选用诗人北岛、舒婷、严力、多多、王小妮、何小竹等人的诗，表现出了对另一些诗歌写作风格或者说是除了“知识分子写作”之外的诗歌写作的忽视。《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出版，可以说是对这种“知识分子写作”似要垄断诗坛的趋势的一种反抗。我想《岁月的遗照》也许并没有有意排斥别的诗歌风格的意思，但已明显透露出一种审美趣味的狭隘，并因此把子坚和王小妮这样当代有自己独特风格、在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应有一席之地的诗人轻易忽视和抹杀，这种诗歌的狭隘趣味和自我优越感无疑是诗歌发展的大敌。《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一些被排除在这种独有趣味之外的诗人争取自己的诗歌史地位并因此反戈一击的努力。笔者认为，这种努力是有效的。盘峰诗会让这种论争和分歧更加凸显出来，与会的诗人自觉地分成两派表明了对两种风格的诗歌潮流的明显分歧。我们不应该仅仅从表面去评判谁对谁错、哪种诗学主张和写作立场更合理。在诗歌的创作道路上，没有哪种写作路向更合理的问题，只有允许多条创作道路并行的问题。没有西方和传统到底应该倾向于哪一方面的问题，有的只是真诚，还有诗意和诗艺。“民间写作”概念的提出，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方法和立场的问题，我们更要警惕那些垄断趣味将会把中国诗歌带向死气沉沉的单调和死亡。在诗坛表现出一种趣味风格的垄断时，同时也意味着诗歌在被一种权威话语控制，诗歌不再是广阔的、民间的，取代意识形态话语的将是知识、权威的话语。在面对诗歌的创作资源时，无论我们借鉴的是西方传统还是民族传统，都应有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我”的存在。这个我可以是虚拟的，也可以来自于现实，但一定要真实、要真诚。 正是因为这场论争，使得“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这两个概念的意义和价值对中国诗坛的现在与未来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知识分子写作”这个概念的提出是有价值的，就像“民间写作”这个概念在适当时候的应时而生，都有着他们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机缘，他们所包含的内涵远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知识分子写作”概念的价值并不等同于知识分子诗作的价值。笔者更看重在这场论争中，在这两个概念的对立中，他们所透露出来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机缘以及这些写作趋向和诗学理论对未来诗歌发展走向的意义。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写作立场和价值取向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诗歌“写什么”“怎样写”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新鲜，他们的探讨却很有价值。特别是在对“知识分子写作”的对抗中，“民间写作”理论提出的一些有价值的命题永远都会是诗歌发展史上不能绕过和忽视的。 在这之后，诸如“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九十年代诗歌”“个人化写作”“口语写作”“70后诗歌写作”“下半身”“中间代”“荒诞主义诗歌”等等的命名让中国现代诗坛眼花缭乱，但都是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衍生出来的概念。除了用年代来命名诗歌外(这种以年代命名诗歌创作的方法，笔者认为依据不够充分)，“个人化写作”是知识分子写作提倡的核心，他们首先秉承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意志，是相对于文学创作上的个体缺失而言的，不管是膜拜西方的知识分子偶像，还是特别看重知识分子这个身份，知识分子写作都有着它的时代历史、诗学意义。“口语写作”“下半身”，是从“民间写作”而来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是“民间写作”这个包罗万象的自由精神中的产儿。在我看来，“第三条道路写作”“中间代”这些诗人群，崇尚的都是一种民间写作方式，他们不把自己定位为特殊身份的人，比如“知识分子”，或者“人民的代言人”等，他们的写作，坚持的就是一种自我本真的写作。他们与官方、主流不相关，他们在自己的园地里自由地耕耘、自由地劳作。这也是一种理想的写作状态，“民间写作”的理想可以延伸到现在和未来的所有自由的区域里。正是“民间写作”所包含的胸怀，使中国现代诗歌特别是网络诗歌呈现出了一些无可比拟的佳作。我想这些珠贝一样的佳作在未来一定会得到纸质诗刊的大力青睐，甚至会成为诗歌史上最重要的当代诗歌。 “知识分子写作”主要着意于对立意识形态特别是官方意识形态和主流意识形态，他们有时不自觉地集体透露出了像意识形态一样严肃而呆板的神情。“民间写作”反拨意义除了对立于各种意识形态，它还包括反对传统文化的束缚、词语的隐喻、西方的知识和西方知识分子偶像以及一切生硬的、技术的、不在生活场中的写作等等。 1987年诗人西川、陈东东、欧阳江河等在当年的“青春诗会”上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子写作”的概念。诗人西川说：“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我对用市井口语描写平民生活产生了深深的厌倦，因为如果中国诗歌被十二亿大众的庸俗无聊的日常生活所吞没，那将是极其可怕的事。”①“知识分子写作”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西川、欧阳江河、翟永明、王家新、臧棣、西渡为代表的，强调“学识”和“技术”的一个诗歌写作流派。1991年，西川、欧阳江河等人创办了“知识分子写作”的机关刊物《倾向》，到1998年程光炜编“90年代文学书系·诗歌卷”《岁月的遗照》，“知识分子写作”作为一个流派已经成熟并有统领诗坛的愿望。当时评论家谢有顺出于自己的良心写了一篇《内在的诗歌真相》的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上，没想到引起轩然大波。他们有的认为这是《中国诗歌年鉴》在争座位，难道只允许他们“理所当然”的垄断，却不允许诗坛有多重风格的诗歌，而且还要用忽视和回避的方法来对中国诗坛做一个仿若公正的裁决吗？这种仿若公正的裁决实际上是在无形之中改写诗歌历史，不仅不能呈现一个全面的中国当代诗歌的面貌，它的最坏的影响应该是防止了诗歌领域的多种风格和趣味的发展和探讨。谢有顺的这篇文章在今天看来仍然闪耀着真知灼见，简洁却字字珠玑，透露出了一个年轻批评家的敏锐。“诗歌所体现的是美的力量，是欲言又止的力量，它们共同指向生活的内部，不屈从于某种权力话语或知识体系，而是努力使自己成为生活的挚爱者和参与者。还诗于民众，也许可以从这里开始，无论是生存的希望，还是诗歌的希望，都是从生活的隙缝中生长出来的，而不会从天降下”②。谢有顺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生活”这个字眼，并把“民间写作”归之于“民间精神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③，认为“《1998中国新诗年鉴》当然不仅是给我们提供了好诗，它更主要的是第一次如此显著地实现了两种不同写作道路的分野”④，谢有顺把90年代的写作分成“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个阵营，虽然笼统，却有醒目的意义，也是对于中国诗歌走向、分化的一种敏锐观察和判断。一种概念的提出是对一种创作思潮和现象的敏锐观察与判断，有它的时代、历史意义，也是一种置身现场的体验性判断。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今天来看“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影响以及意义，都是非常可贵的真知灼见，特别是谢有顺提出诗歌写作的资源应该是“中国经验”，这个“中国经验”的提出，看似抽象，在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合适的词语来代替时，笔者认为这个“中国经验”的提出是非常有价值的。在“知识分子写作”唯西方马头是瞻，罗列着一批批西方大师的名字时，其实表现的是他们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对自己民族文化和自身独立精神和品质的不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