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5)05-0081-0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5.011 生于1961年的骆一禾，自1979年进入大学时开始诗歌创作，在其近十年的诗歌创作生涯中，大体上保持了两三天便创作一首诗的高频状态，留下了短诗二百四十来首，长诗《世界的血》和《大海》①，以及重要诗论多篇。诗人陈东东曾将海子与骆一禾并提，认为海子是一个不为任何一个时代歌唱、却竭力歌唱“永恒”和“生命”的歌唱者，而将骆一禾视为一个倾听者，“一只为诗歌而存在的耳朵”[1]。近些年，相较于海子研究的热潮，关于骆一禾的研究却处于相对冷清的状态。但正如姜涛所言：“长期以来，骆一禾也主要是作为海子作品的整理者、阐释者以及‘海子神话’的缔造者而被后人铭记的，他本人非凡的诗歌成就和诗学思考，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2]事实上，作为倾听者的骆一禾，也是一位歌唱“生命”和“朝霞”的歌唱者。骆一禾诗歌中所包含的高远的文明视野和强有力的生命跃动，及所构筑的具有一定完整性和自足性的诗歌意象群，值得重视和深思。这在他的代表性诗作《大黄昏》中有充分的体现。 一、“有一种情绪黄昏般出现” 《大黄昏》一诗创作于1984年4月，后被整合人长诗《世界的血》中。也许是“那拾穗者/移动在黄昏里的背影/成了我的美感”(《平原》)所带给诗人的深深的触动和心灵的震撼，也许是“我有一种情绪/黄昏般出现/使我怆然泣下拒绝任何理由”(《四月》)的神启和执着，“黄昏”成为骆一禾诗作中反复出现的意象。不同于古典诗歌中的“日西愁立到黄昏”，骆一禾对黄昏的执着早已超越了往往与“黄昏”意象相联系的对时间易逝的感伤和惆怅。作为特殊的意象存在，“黄昏”不仅饱含了骆一禾个人的生命情感体验，更是他在文明视野俯瞰下的独特诗歌景观，与其诗学观念息息相关。 西渡称骆一禾是“鲁迅以来少数几个以文明为背景来考虑自身文学事业和文化使命的中国作家”[3]。在骆一禾的诗歌考虑中，诗歌问题始终和文明问题联系在一起，而他对文明问题的关注和思索，不仅仅停留在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影响之下，更是在其中，镕铸了属于骆一禾个人的独特的“朝霞气质”[3]。斯宾格勒认为：“每一个活生生的文化都要经历内在与外在的完成，最后达致终结”[4]，“20世纪的中国和西方都处于文化生命周期的最后文明阶段，一个心灵萎缩、创造力消失、拜物教的没落、解体、死亡的阶段”[5]。不同于斯宾格勒的文明终结论，汤因比亲子相继的文明再生理论则认为解体并不是结束和死亡，而是一种新文明的孕育和肇始。尽管汤因比发展了斯宾格勒的观点，然而在其早期的文明思考中，对华夏文明的未来前景却持犹疑态度，看不到新文明的曙光。虽然骆一禾认同西方先哲对文明解体现状的认定，但是由其内在的“朝霞气质”，积极、乐观的态度，他在汤因比的观点上进行了生发，认为华夏文明尽管处于第三代文明的末端，但同时也包含了第四代文明的曙光：“我们处于第三代文明末端：挽歌，诸神的黄昏，死亡的时间里；也处于第四代文明的起始：新诗、朝霞和生机的时间。”[6]作为一个具有悲悯情怀和忧患意识的生命个体，诗人骆一禾经历了从文明视野俯视华夏文明，并承认文明解体的现状的忧虑和痛苦。华夏文明解体所带来的强烈的飘零和悲凉之感，给予一个有着沉重责任意识和雄伟抱负的个体以生命之不能承受之重。而他的诗歌构想也建立在这样的文明认识之上，因此，“他要求从‘诗’的原初意义上恢复诗歌创造、创始、行动的力量，唤醒民族记忆，并以此对华夏文明进行结构性的改造，最终重塑我们的文明和民族性”[3]。 1984年，骆一禾在《滔滔北中国》第二部分的“孤独”之题下，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黄昏里/总有什么在死去。”西渡说：“骆一禾属于那些对国家和民族复兴寄予了最热烈希望的人们，也是最早从这新生之梦中醒觉的人。”[3]20世纪80年代初，诗人骆一禾感触到了斯宾格勒观念中文明解体的微妙状态：心灵萎缩、创造力消失、拜物教的没落。他不仅在对黄昏的感触中注入了对时间的观察和考量，而且在其中发现了某种契合。在骆一禾笔下，“黄昏”不再仅仅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成为了“第三代文明末端”的象征，成为其诗歌创作的大背景和情感底蕴。 不同于此前诗作中出现的“黄昏”意象，1984年4月创作的这首《大黄昏》不仅是其第一首直接以“黄昏”命名的诗篇，更从此开创了以黄昏为主导意象、取代早期诗歌中以“清晨”为象征性和背景性意象的局面，“黄昏”给予人的心灵压力陡然上升，并成为生命运行的基调和背景。作为较早期的诗作，《大黄昏》包含了骆一禾对黄昏的原初感受，在这种黄昏感受中也饱含了诗人真实的生命体验和哲思。整首诗通读下来，是一副黄昏色调下的巨幅画卷的展现以及宛如流水的玄思。后来骆一禾将其整合溶入《世界的血》中，不仅体现了此诗对他的重大意义，同时也体现了诗人对生命、文明与使命的持续关注和深入思考。 作为全诗抒情主人公“我”，实际上是一个隐含着的披戴着朝圣意味的行者形象，这个行者形象与《河的传说》中“背起布袋”的人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对背起布袋的人/穿涉沼泽的时刻里/力是生命唯一的定义”(《河的传说》)。这个“背起布袋的行者”形象在其诗作中反复出现，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和寄托： 而我也穿过沼泽地 背负着原来的 空空的长布袋 (骆一禾：《青春激荡》) 但我们自海岸出发 涉过海床深处的沼泽 背负着空而且长长的布袋 为把海岸对波浪的情义 (骆一禾：《告白》) “背起布袋的行者”形象里寄寓着骆一禾对诗人形象的自我期许，而《大黄昏》中的“我”同样也担负着这样的自我期许。 全诗在广阔寂寥的探求道路上展开，包含了体现“行动”、“道路”、“生命”等深意的意象群，共同舞之，形成了一种“生命的律动”。此外，由于某些诗歌意象在其诗作中的高频使用，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诗歌意象群，这就使得骆一禾的诗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互解性和对话性。他所建筑起的诗歌国度不仅自成一体，而且以农耕意象为根基，以道路主题为律动，众多生机勃勃的植物性意象和具有精神指向的动物性意象，在“水”系意象的滋养和渗透中形成了独特的景观和魅力。最初作为单独创作的《大黄昏》，后来进入长诗《世界的血》中，两次诗歌生命的唤醒和跳动，以及转换于短长诗之中和整体与部分之中所带来的跨度和张力，为我们走进骆一禾的诗歌世界提供了一条路径，也为理解其宏大的诗歌构想进行了预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