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的浴血奋战不仅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素材。但国仇家恨易书，抗战文学难写，正如史诗，其“诗性”高于“史实”。作家不仅要通过文本向读者揭示真实的战争本质，还理应提炼超乎历史纪录之上的文学价值，化苦难为艺术、凝血泪为明珠，唯此，才能摆脱个人或官方立场对历史叙述的禁锢和控制，得以详史存世。 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抗战胜利之后的中国随即陷入国共内战的空前震荡，导致大陆与台湾的隔绝分裂。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两岸文学还是在“权威话语”的轨道上分庭抗衡，一段历史，两厢表述。这也加大了抗战文学一窥全豹的难度。 出于上述原因，八十年代横空出世的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1987)和相隔近十年相继在台湾出版的王鼎钧回忆录《怒目少年》(1995)、《关山夺路》(2005)堪称是不落经验主义的俗套、以战火烛照人性的难得的大气之作了。 一、文学与史学的场景描述 从年龄上来讲，1925年出生于山东兰陵的王鼎钧相当于1955年出生于山东高密的莫言的“我父亲”，二人皆有从军经历，创作路数也都是见微知著，透过家族史见诸众生。所不同的是，鼎公亲历过战争，对日抗战时期曾在沦陷区生活，也在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加入国军，恰逢国民党的巅峰状态；也做过俘虏，见证共产党的全面胜利。而莫言是靠想象力和间接经验虚构战场，他是以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为原型，将高粱地作为舞台，把抗日剧和爱情戏放在这里上演。莫言认为：“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制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小说家写战争——人类历史进程中这一愚昧现象，他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也可以写战争。” 这样的观念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还不能为人所接受，但《红高粱家族》中的首部中篇小说《红高粱》的走红，特别是影视改编所带来的轰动效应又使得这一系列的作品被视为“新历史小说滥觞的直接引发点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根植于民间文化土壤的“红高粱”以其野性勃发的恣肆的生命力颠覆了以往革命历史题材的“红色经典”。对此，王鼎钧深表钦佩： 莫言爱红成癖，六谷中高粱独尊，不过他并未附会红军。在莫言笔下，游击司令余占鳌集地方豪强、帮会老大、江湖巨寇与社稷忠良诸般观念于一身，他什么党也不是，什么党也不要他不容他。可是抗日战争给这样的人一个地位，“当其贯日月，党派安足论！”莫言写抗战不忍埋没这样的典型，我很佩服。国内能容许这样的人物典型在抗日游击战中分一炷香火，是政策开放，也是，莫言实在写得好。——作家的发言权跟他的创作水准成正比，有时候。 同时，王鼎钧也指出，《红高粱》存在为文造境之处。例如：莫言笔下的绿林好汉躲在高粱地里，青纱帐成为伏击抗日的天然屏障。但据鼎公所知，“在日军占领区内，公路两旁步枪射程以内一律不准种植高粱，即使如此，在青纱帐期间，两辆军车也不敢单独出动。我们的抗战文学还有许多相沿成风的写法，等待大作家脱尽窠臼。” 此外，小说里有一幕“钉耙战”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余占鳌率领的游击队布下连环耙阵，尖锐的齿尖朝天而立，将公路变成钉板刀山。发明这一阵法的正是“我奶奶”，并被山东快板传为佳话：“女中魁首戴凤莲，花容月貌巧机关，调来铁耙摆连环，挡住鬼子不能前……”但在王鼎钧回忆录里，“抗战期间这个战术并未出现，抗战胜利，国共全面冲突，它才大发威力”。真实的历史情境如鼎公所述；当时驻守东北的国军以大米为主食，由山海关到长春这694公里地形狭长，易入难出，正是《孙子兵法》所说的“挂形阵地”，国军的形势不利。 联勤运补用火车，后来火车不通，改用汽车。共军的确是打游击的天才，他们征集农家耕种用的“耙”摆在公路上，“耙”的形状像梯子，钉满了钢打的长钉，它本来的功用是划破土地以便播种，几百个“耙”翻过来，钉尖向上，公路就变成刀山，军用卡车不能前进，几十辆卡车编成的车队，一时又怎么后退？只有任凭他们把粮弹搬运一空。这个“钉板阵”，小说家莫言有生动的描写，他把背景放在山东对日抗战的时候，据我所知，抗战时期，至少在山东，共军从未使用这个奇特的战术。 除了上述差异性和矛盾性之外，莫言基于文学虚拟的家族回忆录与王鼎钧源自亲身经历的个人回忆录之间更多的是存在着通约性和相似性。例如小说里有一段用火药治伤病的如魔似幻的描写：“爷爷用牙齿拧开一颗手枪子弹，倒出一些灰绿色的火药，与白色的高粱粉末掺和在一起”，再掺以黑土，“把三种物质拌匀，连同那张黄表纸，拍在伤口上，父亲帮着爷爷把那根肮脏不堪的绷带扎好。” 医药匮乏的年代，同样有一个“药”字的火药居然被民间奉为包治百病的圣品。这一点，也从王鼎钧回忆录中得到了证实：“用火药治疥，治痢疾，治疟疾，治消化不良。火药可以杀病菌，可以驱病鬼，‘医者意也’，这意思，也许是由战时对火药的崇拜而来吧。”就连已经念过牛顿，并且知道爱因斯坦的流亡学生也不例外，“在医药方面我们活在‘巫医’的时代。那火药，不过是我们的符咒。我们糟蹋了许多子弹，幸而无人中毒死亡”。 失民心者失天下。在莫言小说里，农民出身的“我爷爷”敢于直接与官府作对，并因之而具有大土匪的英名。莫言看到，“复仇、反复仇、反反复仇，这条无穷循环的残酷规律，把一个个善良懦弱的百姓变成了心黑手毒、艺高胆大的土匪”，“高密东北乡的土匪种子绵绵不绝，官府制造土匪，贫困制造土匪，通奸情杀制造土匪，土匪制造土匪”，因此，从土匪的视角出发叙述而成的一部土匪家族史也就具有了不同于两岸官方正史各执一端的民间立场。于是我们惊异地发现，“我爷爷”领导下的土匪部队、国民党杂牌部队“冷支队”和八路军“胶高大队”之间为了争夺战利品彼此陷害、冲突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