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不断历史化和国际化的双重格局中,我们如何既保持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开放性,又不被“洋人话语”所左右,保护好本土民族性或者说中国经验?这不仅仅是作家的任务,也是批评家的责任。 中国长篇小说近两年正在经历一个收获高峰期。如莫言的《蛙》,王安忆的《天香》,贾平凹的《老生》、《带灯》,苏童的《黄雀记》,韩少功的《日夜书》,阎连科的《炸裂志》以及余华的《第七天》等,可谓名家新作迭出,作品风格多样。当代文学这些年似乎渐渐找到并确立了自己有效的“当代”写作经验,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更是引发了学术界关于当代文学历史演进以及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的强烈探究兴趣①。这些既让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更加成熟的文学年代的到来,也为我们反观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足够新鲜、充分有力的研究脚本。“众声喧哗”大概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基本样态,但喧哗同时也意味着遮蔽。在一片喧哗声中,有些声音压根不会被注意到,有些声音响亮地碰撞耳膜后消失于天空,有些声音则走入人们的内心,最后可能会沉淀为一种文学史常识。 余华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从1986年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到2013年的《第七天》,构成了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关系的一个独特存在。除初创期(1983-1986年)外,余华成名后的创作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其经典化的原因很复杂(如作品质量、电影改编、海外影响等),但根本上讲和批评界的三波推动密不可分,只是两者之间并不完全对位的表现非常值得我们思考。本文试图从余华整体的创作历程出发,从经典化的角度讨论余华小说创作及其批评关系,通过这一个案反思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关系。 一、先锋、传统、当代:余华创作的三个阶段 先锋艺术往往伴随着不易被理解和接受的代价。传统是既阻滞又推动先锋的势力,而先锋犹如一个叛逆的儿子,想要摆脱传统却始终无法真正切断传统。先锋和传统一起构成了优秀作家走向成功不可或缺的艺术观念和创作资源。“当代”是一个作家无法脱离的客观现实,经典文学应该艺术地传达写作时代的当代性,而阅读经典也许就是唤醒和复活历史当代性审美体验的过程。先锋、传统、当代和作家一起构成了丰富的艺术辩证关系,这是我们今天回顾余华近三十年小说创作的基本出发点。 余华初创期之后的小说创作大体可分为“先锋文学”(20世纪90年代之前)、“传统现实主义”(90年代)与“当代性写作”(2005年《兄弟》以后)三个时期。前两个阶段的划分应该说已经得到了批评界甚至文学史的公认。许多批评家特别突出了《活着》以后的“温情”写作特点,这主要是和余华前期冷酷的暴力书写有关,这种阅读反差也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余华的写作转型。但这里有三点需要特别说明: 其一,我们认为余华在“先锋文学”时期的某些作品中已然包含了后期创作的“生活化”或者“温情”因素。虽然它只是微小的存在,但这关乎余华的“创作基因”,可以揭示和解释余华后期创作探索的基本来源。余华后期的“温情”转型显然不是没有来源的突然爆发,正如余华后期写作中未必没有“先锋”的文学探索。作家们创作的内在关联在批评家的论述中很容易被简化、从略甚至忽视,批评家们给出一个断语式的“转型”,却很少仔细地考察这种转型是如何在作品之间相互潜伏、衍生、转化、生长与延伸开来的。 比如先锋时期的《死亡叙述》(1986年11月②),情节清晰,叙述简洁,除了结尾血腥暴力、行文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宿命感外,真正维持和推动小说叙述的力量却正是后期创作中突出的“生活”与“温情”。主人公“我”发生了两次车祸,结果却完全不同。第一次是十多年前,我开着“解放”汽车在一条狭窄的盘山公路上,把一个骑自行车的孩子撞到了十多丈下的水库里,我看到孩子临死前又黑又亮的惊慌的眼睛,听到孩子又尖又细地呼喊了一声“爸爸”,然后逃逸、忘却,心安理得地生活到自己儿子十五岁开始学自行车,当他撞到一棵树上时惊慌地喊了一声“爸爸”,让我十分清晰地想起当年孩子撞飞的情景。第二次我开着“黄河”汽车撞倒了一个女孩,本来可以再次逃逸的我因为想起十多年前被撞飞的孩子的眼睛,于是下车拖出女孩,抱着走入了乡村去找医院,最后被人拳打脚踢、割肠劈肩、破胸开肺地死去。余华在两次撞人之间充分地渲染了父子情深的生活景观,虽然整个故事的结局是暴力和残酷的,但这个故事真正的叙述动力正来自于生活中的温情,对儿子深沉的爱将前后两个孩子融为一体。反讽的是,冷酷给了我幸福安详的生活,而从温情中生长出来的爱意却给了我一个残酷的生命结局。也许是出于对创新的渴望和“先锋”的期待,批评家对余华“先锋”时期这些小说中已经表现出来的后期因素却往往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其二,人们往往容易忽略从《在细雨中呼喊》(1991年9月17日)到《活着》(1992年9月3日)之间这个短暂却明显的过渡期。这一年间,余华先后完成了《夏季台风》(1992年1月)、《祖先》(1992年4月)、《命中注定》(1992年7月)、《一个地主的死》(1992年7月20日)四个中短篇,这些作品和《在细雨中呼喊》一起构成了余华由“先锋文学”向“传统现实主义”写作的短暂过渡。在叙述内容的生活化、叙述方式的朴素化以及人物刻画等方面,既有“先锋”的遗音,也有“传统”的召唤。《在细雨中呼喊》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余华说自己“非常明显地感觉到,这个人物怎么老是有自己的声音”,“这个小说写完以后,我还没有很明确的意识,等到我写《活着》的时候,这种感受就非常深了”③。余华同时承认,在《活着》之前,自己是一个“暴君”式的强硬叙述者,因此也压制了《夏季台风》、《一个地主的死》中已经感觉到的人物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