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爱思想是周作人思想革命的利器。当年，周作人被称为“中国蔼利斯”，致力于提倡健全的性道德。①周作人的性爱思想来源复杂，其形成、发展又处于现代中国这样一个急速变动着的时代。鉴于周作人的工作几乎跨越了现代中国数个决定性的时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现代性爱思想可以视为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个标本，对构成这一思想的资源进行解析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个身处传统与现代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周作人现代性爱思想最初来自于西学。在中国传统中，儒家朴素的、带有生殖崇拜色彩的性思想经过宋明理学的淘洗已经变异成了以男女大防为代表的压抑人性的道德教条；道家的采补说把性交看作争夺“阴精”的两性战争；佛家则以宣扬性的不净观来根绝人们的性欲念。这三股力量糅合在一起，构成了明清以来日益严苛的禁欲主义观。作为这样一种禁欲主义道德观念的受害者，祖母不幸的经历曾给周作人留下了关于性的极其不快的记忆。另一方面，从1890年代开始，在“自强保种”的观念影响下，进化论几乎成为整个新思想界的圣经，大量的西学资源以“先进”的姿态涌入中国。在周作人价值观形成的时候，禁欲主义道德观念越来越被与积弱的民族种性联系起来，成为不满于现状的改革者所猛烈抨击的对象。这些因素导致周作人性爱思想主要从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中寻找资源。1940年代周作人在《往昔》中承认了这一点：“往昔务杂学，吾爱性心理，中国有淫书，少时曾染指。有如图秘戏，都是云如此。莫怪不自然，纲维在男子。后读西儒书，一新目与耳。”②周作人最早接触这些“一新目与耳”的西儒大约在1898年前后。查周作人日记，1898年5月(农历四月初十)周作人试图购买《寰宇锁记》(《四溟琐记》)未果。之后于1900年2月(农历正月二十)购得《寰瀛画报》、《点石斋画报》，1901年购阅《海上文社日报》、《游戏报》、《觉民报》、《新闻报》、《谈瀛八种》、《菘隐漫录》等书报。进入江南水师学堂读书之后，周作人开始大量阅读西学书籍，尤以1902年为甚。粗略检视周作人的日记，我们发现他是年读了约有40余种西学及介绍西学的书报。从书目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周作人已经接触到了一些西方的生理学、心理学知识，如《心灵学》(今译《心理学》)、《卫生学答问》、《传种改良问答》等。在这些书籍中应该包含有性学知识。由于接受能力和视野所限，周作人此时对西学的接受大多通过维新运动鼓吹者的文章完成。严复、梁启超、谭嗣同都曾经对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周作人于1902年初(1902年2月2日)从鲁迅那里得到严复译述的《天演论》。这本著作在随后的几年中一直是周作人案头书，1902年到1903年间他读过多遍。梁启超发表于《新民丛报》上的《饮冰室自由书》也给予周作人巨大的影响。读后，他赞叹道：“美不胜收”。③谭嗣同的《仁学》更是直接、深刻地影响了周作人早期性爱思想的形成。谭嗣同在《仁学》中认为：“仁以通为第一义。”他所谓的“通”包括“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④从这一理论基础出发，谭嗣同猛烈地抨击了三纲五常：“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⑤同时，他从性的自然主义出发，反对以禁、耻、讳为手段的禁欲主义道德规范，反对缠足，反对男女不平等，提出通过正当的性满足、坦然的性教育来消除淫(过当的性行为)。他的性教育观念恐怕也是中国最早的以现代解剖学、生理学为基础的：“若更得西医之精化学者，详考交媾时筋络肌肉如何动法，涎液质点如何情状，绘图列说，毕尽无余，兼范蜡肖人形体，可拆卸谛辨，多开考察淫学之馆，广布阐明淫理之书，使人人皆悉其所以然”。⑥可以说，谭嗣同《仁学》中建立在“通”的基础上的性爱思想在中国现代性爱思想史上有开天辟地之功。从1902年3月得到《仁学》始到1903年4月，周作人日记里记载了他读该书共八次。在他早期的性爱思想里，《仁学》的性爱观如影随形，如《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1904)、《女娲传》(1905)中对女性解放宣扬；《防淫奇策》(1907)中对性欲望的正视以及“人人各遂其饮食男女之欲，则淫盗之恶息”的观点等，都可以看到《仁学》的影子。⑦ 在周作人性爱思想的形成期，影响其性爱思想的西方思想资源十分驳杂。这一点从周作人1902-1904年所阅读的书目中，可以看到一些端倪。这些著作中有《卫生学问答》(1902年)、《心灵学》(1902年，今译《心理学》)、《传种改良问答》(1902)、《生理学粹》(1904年)；也有《男女交际论》(1903年)、《世界十女杰》(1903)、《东欧女豪杰》(1903)、《自由结婚》(1904)；还有《权利竞争论》(伊耶陵，1903)、《民约论》(卢梭，今译《社会契约论》，1903)等，涉及了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在《周作人日记》1912-1934年的购读书目中，他购阅的性书籍的数量和学科种类更加繁多，包括了诸如哲学、文学、性心理学、性生理学、性病理学、伦理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几乎所有与性有关的学科。它们从不同层面构成了周作人性爱思想的基础。关于这一点，《知堂回想录》提供了佐证：“在南京的学堂里五年，到底学到了什么呢？除了一点普通科学知识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这些可以笼统的说一句，都是浪漫的思想，有外国的人道主义，革命思想，也有传统的虚无主义，金圣叹梁任公的新旧文章的影响，杂乱的拼在一起。这于甲辰乙巳最为显著。”⑧“杂乱”一词恰当地说明了周作人性爱思想形成的多源性。这种“杂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现代性爱思想本身就是由自由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性心理学、性生理学等诸多内涵构成的复杂的混合体。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原因，来自于那个激烈变动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各种各样的思想资源蜂拥而入，都可能成为正在饥渴地寻找人生根基的青年周作人的人生观的价值要素。因此，周作人性爱思想的多源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现代性爱思想形成期的复杂情形。 当然，这种“杂乱”中也有其统一性。科学、自由主义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和当时绝大多数的思想者一致，周作人信仰“唯科学主义”。⑨因此，包括性心理学、性生理学、性病理学在内的性科学成为他现代性爱思想的基础之一。从他日记中记录的书目中可以看出，周作人搜罗了大量性科学的书籍。仅举其在教育界里做“桃偶”的1913年为例，他购读的性科学书籍有：Kesth:The Human Body,C.Howard:Sex Worship,Thomson and Gedder:Evolution of Sex，《妇人卫生》(作者未知)，《教育与善种》(Gorst)，《遗传研究》(作者未知)等数种。1913年，他还把戈斯德的《教育与善种》(发表时名为《民种改良之教育》)节译发表在他主持的《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提倡儿童的性教育。性科学知识被周作人视为人生的根本：“我相信人们去求全面美善的生活，首在自知一切，生物学的性知识于儿童实为必要”，⑩“我们的理想是人人都有适当的性知识，理解，对于性行为只视为一种自然要求的表现，没有什么神秘或污秽”。(11)在唯科学主义的时代风气影响下，性的科学知识不仅为周作人对性的重新认识提供了一套崭新的标准，还为周作人的性道德革命提供了理论的自信。不过，周作人也认识到性科学知识的局限性，他试图以人情、人性来淘洗性科学知识的抽象、冰冷：“大家似乎忘记了一件事，便是最通行的性交方式大抵也难以称为美的(Aesthetic)罢。他们不知道，在两性的关系上，那些科学的或是美学的冰冷的抽象的看法是全不适合的，假如没有调和以人情。”(12)在周作人的性爱思想中，科学之光、艺术之美与人情、人性之善是相辅相成地结合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