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是学界讨论的一个话题，并且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我们都注意到，周扬自1930年投身左翼文艺运动始，到1989年辞世，他的文学活动、著述和组织领导工作等成为30年代至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周扬不是单一的文艺工作领导者，也非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家、批评家，只从一个侧面来讨论周扬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可能还徘徊在周扬与时代复杂关系的边缘。 尽管周扬的文学活动、著述和组织领导工作等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他的个人特质，但他始终是文学体制的一个部分，他的文学活动、著述和组织领导文学工作通常具有某种重要的象征意义，其理论与批评往往也是与阐释文艺方针政策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说周扬，有时是说“周扬们”(“周扬们”在80年代也充满分歧)，有时是说与他相关的文艺运动的历史。他不是历史的全部，但是历史的重要部分。如果说周扬复杂，那么与他相关联的各种因素可能更为复杂，而这两者之间同样构成了复杂的关系。因此，研究周扬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在周扬的文学生涯中，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落，这是“文革”时期文学的结束也是他命名的“新时期文学”开始和基本秩序形成的阶段。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框架中，这个时间段的意义是非凡的，“新文学”尤其是从解放区文学到当代文学的基本问题被重新处理和认识，并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而此时的周扬再次处于文艺界的关键位置，他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的认识和理论观点，以及重建当代文学制度的思考与实践，影响了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并且成为我们今天仍然需要重视的文学遗产。 周扬提出“新时期文艺”的概念并且在第四次文代会报告中预设了“新时期文艺”发展的大致方向，这成为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命名和论述“文革”结束以后文学进程的依据。尽管之后出现了“后新时期文学”、“八十年代文学”、“九十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的表述，但用“新时期文学”来指称20世纪80年代文学并无争议，有些研究者甚至用“新时期文学”来命名近三十年的文学阶段。重新讨论周扬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我想重点不在对“新时期”概念的提出进行“知识考古”①；“新时期”是对历史转折时期的命名，是相对于转折之前的历史而言的，因此，我们需要考察周扬如何在反思“旧时期”也即此前当代文学历史的过程中展开“新时期文学”论述。这是一个需要理清的历史脉络，如此，我们才能清楚“新时期”是在肯定和否定了什么历史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那些肯定和否定的内容，又在“新时期”引发过怎样的争论。在历史中，周扬对受到过他伤害的一些人表示了道歉，这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是我们随后要讨论到的另一个相关问题。 “文革”结束后，周扬第一次公开露面是1977年12月30日出席《人民文学》召开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周扬开始检讨和反省自己。他“一概不能”接受“四人帮”对他的诬陷迫害，但他坦陈了自己的“错误”：“我是文艺队伍中的一个老兵，错误缺点很多，有路线错误，有一般错误，有历史的错误，有当前工作的错误，我都接受，这是对我很好的教育，我要感谢。”②这和当时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四人帮”的认识有所不同，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历史参与者的责任，这一思考历史问题并将自己纳入其中的反思特征，使周扬和许多历史亲历者相区别。如果从大的方面来看，周扬对历史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其中包括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党对文艺的领导等问题；30年代左翼文艺；“十七年文艺”，等等。这些反思既有肯定亦有否定。 对于研究界所熟悉的这一部分内容，不必再进行复述，我们将讨论的重点放在周扬反思“左”的思想方面。应当说，清理和批判文艺界在历史中形成的“左”的思想并由此警惕当下文艺现状中的“左”的思想，是周扬反思历史的重点。这些内容几乎贯穿在周扬新时期关于文艺的所有论述中。在一份未刊的报告中③，周扬写道：“在我们党内，尤其是文艺界，‘左’的思想有着长久的历史根源和深刻的社会根源与认识根源，‘左’的思想在三十年代就有。建国以后，文艺方面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批判《海瑞罢官》，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不仅是思想批判，而是搞成运动。五十年代后期，‘左’的东西逐渐滋长发展，十年内乱发展到了顶点。二十多年来，文艺战线‘左’和右的错误都有，但就主体和主导思想而言，是‘左’的错误。……我们工作中‘左’的错误，在十年内乱中，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和恶性发展。林彪、江青一伙是反革命，但是，不能否认他们推行的极左路线和毛泽东同志晚年‘左’的错误，和我们工作中‘左’的错误，有着渊源的关系。”这段文字，可能是周扬对文艺界“左”的思想最深刻的一次清理。但周扬在清理“左”的错误时，并没有放松对“右的思想”的警惕：“当然，应该看到，在批‘左’的过程中，右的思想也有所滋长，应该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但是，过低的估计‘左’的影响，以为三中全会以后，‘左’的倾向已成过去，右的倾向已经是主要的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承认有“右的思想”，但主要是反“左”，这是周扬在80年代的基本认识。1983年文艺界的形势变得复杂，周扬对当时文艺运动中的主要倾向问题是“左”还是“右”，没有如他在1981年这一未刊报告中讲得那么直接，而是表示“估计要慎重一点，谨慎一点”，但这也婉转表达了他重在反“左”的思想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