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颇为热烈，使我常想起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的自剖和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评论，觉得很有思考的价值，值此瞿秋白就义80周年之际，不妨提出来议论一番，作为对他的纪念。不过那些评论，是与他过分否定性的自我批判紧紧缠绕在一起的，不够冷静，不够理性，需要认真考量，正确取舍，才有意义。 瞿秋白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文人”，不是“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①，够不上知识分子的资格。他所说的“文人”，主要指源于古代贵族社会中的“士”，他说那是其中最低的一层，属于“半治者阶级”。瞿秋白就出生在“‘士的阶级’之一家族里”。不过当时“士的阶级”已经“破产”，坠入“类似游民”的社会地位，“已成社会中历史的遗物”②，多成了“无用的人物”，“吟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瞿秋白谈“文人”过程中，有时也包括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因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中国传统的“文人”蜕变而来，所以也有一些相近的特征。其特征，概括起来，是知识结构的片面性，文化性格中缺乏坚持真理的斗志，和处世态度上的软弱。瞿秋白所说的这些特征都是否定性的，而他认为这些问题在自己身上都存在着，他把自己作为“标本”来进行分析。 传统“文人”中“吟风弄月的‘名士’”确实不少，而且广受追慕，被视作“文人”的徽章，高雅的表现。瞿秋白的父亲能诗善画，瞿秋白本人受到熏陶，也自幼喜爱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在中学时代，就与扬州几位同学“不期然而然同时‘名士化’，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③，好像一个小“名士”，走着传统文人的路子。直到三十年代，友人说“他的神态，远远望去，很像郁达夫，潇洒而文雅”④。郁达夫就是有名士风度的。其实，瞿秋白早决意与自己的“名士”情怀、颓唐心情决裂，此时已觉得“恍如隔世”了。1932年，他把自己五四前写的一首诗“录呈”鲁迅，后加跋语，表露这种心态：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录呈鲁迅先生 魏凝⑤ 瞿秋白对父亲一生不做正式工作，只以书画为事，心里是不满的，父亲的行状对他刺激很深。他说“读书的高等游民”，显然包含他的父亲在内。虽然瞿秋白懂得这是“中国畸形的社会生活”造成的，不能“责备他尽什么所能尽的责任”，赴俄前还充满“亲爱不能舍”的亲情，盘桓一日，向他告别，十分伤感。⑥然而认为父亲的“一生无益于社会，太没价值”⑦。“太没价值”，就是瞿秋白对很多中国传统文人的评价。瞿秋白似乎没有注意传统文人中许多人具有刚正不阿的如孟子所要求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品格，即使如他父亲，虽无能但正直，虽不进取但不同流合污。瞿本人更始终坚守自己的文化和政治立场，表现出中国传统文人的某种性格。中共不少知识分子出身的领袖人物在对敌斗争中坚强不屈，也与他们自幼接受过“士可杀不可辱”、养吾“浩然正气”等品格教育，有明显的关系。而一些没有受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干部，如工人出身的向忠发、顾顺章等，却一被捕就立刻叛变。但瞿秋白好像没有在这种对比中憬悟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价值。这大概是因为他痛切于亲身经历的自己旧家族的腐朽而被遮蔽了，更与他成为中共领导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后长期受到俄共一味推重工农干部的影响有关，这两者都使他在中国传统文化评价上产生片面性。 对于五四以后在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相比于传统文人，瞿秋白在总体上是肯定的。他以欧洲知识分子的表现和后来苏俄的无产阶级理论上的要求为参照，来衡量他们。他认为五四以后生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青年学生为主，他们对封建残余的批判和对帝国主义者的反抗值得赞赏。⑧瞿秋白本人也在五四高潮这段不长的时间里，实现了从传统文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而且十分激进，思想上迅速地从民主主义进到社会主义；文学上自觉强调“突出个性”，并在自己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流畅、优美的白话散文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显示出新文学的现代性。除了与大多五四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具有社会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之外，瞿秋白还表现出要引导社会向前发展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的领导意识。他在1920年赴俄前一再说，“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要“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⑨具有引导社会向前发展的社会责任感和领导意识，是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文人最大的区别所在，也是中外一切现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点。瞿秋白当年比很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年轻，也不曾在欧美或日本留学，并不是当时最著名的人物，但就具有这个特点来说，他堪称五四中产生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典范。 说瞿秋白有“领导意识”，并不是说他有传统文人那种要跻身庙堂来“齐国平天下”的观念。他虽然出身于“半治者阶级”，但即使在五四前，也没有“‘治国平天下’的大志”，无意于当“治者”。后来时势把他推到中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岗位上，都从不以“治者”自居，一直作风民主，总是平等待人。几度与他共事的李维汉，说“秋白是一个正派人，他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⑩。不少党内领导层的干部，对此都有深刻的印象。这是因为瞿秋白本来就自视为队伍中普通一员，也希望成为实际上的普通一员，而绝无高人一等的意识和权位欲望。因而，他后来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中共代表团团长)，领导整顿莫斯科中山大学而遭到米夫、王明宗派势力严重干扰时，顺势向中央提出解除他的中共代表资格，表示愿意只“在中大做笔译的翻译头”(11)；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开除”出政治局，他不辩解，也不觉得失落；后又拒绝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表示“乐意从事翻译，讲讲课，研究苏维埃运动的经验”(12)。之后他主动以一般党员的身份，到上海积极参与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学运动，并且为能够回到自己喜爱的文学园地而感到高兴。他认为，以普通一员的身份，用自己的所长，为进步的、革命的事业作贡献，这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岗位所在，价值所在。他后来还针对爬上高位的、权欲极强的王明等人，写诗讽刺说：“欲知治国平天下，原有英雄大圣人。”(13)瞿秋白也嫌恶有些知识分子自视特殊、高人一等的观念，反对那种视民众为愚民、要群众当“阿斗”、由他来为民众作主的文化人，称他们为“诸葛亮”。“诸葛亮”这样的“王者师”，显然属于过去的时代，想做“诸葛亮”，是可笑的。知识分子应当做有价值的学术文化事业和参与其他力所能及的进步的社会政治工作，尽到自己的责任，而以平凡人自处，这是瞿秋白的主张，并且他身体力行。而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又一个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