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5)-08-0038-08 抗日战争是中华儿女共赴国难并取得伟大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就此而言，“民族”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抗战书写的最为核心的关键词，事实上民族话语也是各派作家书写抗战的一种共通性话语。但是抗战文学又绝非是民族话语可以统摄的，换言之，民族话语在抗战文学中并非一种单一的存在，而是与其它话语纠缠在一起的，这在左翼作家的抗战书写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本文拟以抗战文学的空袭题材为例，对此进行论析。 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主要是以人道、民族的立场来书写空袭。 比如当日本文人山川均在其《华北事变的感想》中提出所谓“支那军之鬼畜性”，谩骂中国人为“鬼畜以上的东西”时，巴金撰写了《给山川均先生》作为回应，在这篇文章中巴金以日军飞机在松江车站轰炸难民的“伟绩”、“壮举”来驳斥山川均的谬论，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受难者的深切同情和对罪恶制造者的愤怒谴责：“对于这样冷静的谋杀，你有什么话说呢？你不能在这里看见更大的鬼畜性和残虐性么？自然，你没有看见一个断臂的人把自己的一只鲜血淋漓的胳臂挟着走路；你没有看见一个炸毁了脸孔的人拊着心疯狂地在街上奔跑；你没有看见一个无知的孩子守着他的父母的尸体哭号；你没有看见许多只人手凌乱地横在完好的路上；你没有看见烧焦了的母亲的手腕还紧紧地抱着她的爱儿。哪一个人不曾受过母亲的哺养？哪一个母亲不爱护她的儿女？中国的无数母亲甘冒万死带她们的年幼的儿女离开战区，这完全是和平的企图，这是值得每一个母亲和每一个有母亲的人同情的。难道日本的母亲就只有铁石的心肠？难道日本的母亲就不许别人的母亲维护她们的儿女？”[1]在巴金直接以“反轰炸”为主题的小说、散文(如《还魂草》《某夫妇》《在广州》《桂林的受难》《桂林的微雨》《废园外》《大黄狗》)和虽不以轰炸为主要内容却对其多有反映的其他作品(如《火》《憩园》《寒夜》)中，也可以感受到作家处理空袭题材的同样态度。 又如老舍长诗《剑北篇》的一个片段叙写一个无辜儿童在空袭中受到的伤害，既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孩子的遭遇给予同情，又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庆幸普通民众因此而萌发了清醒的民族意识： 一会儿，那毒狠的银鹰已到河堤， 安闲的旋转，忽高忽低， 分开，集合，合而复离， 最后，以恐怖的呼啸，显出毒狠的得意， 准确的把炸弹投在空地。 十龄的小儿被碎片殃及， 短短的白裤已如血洗。 白发的老人，是祖，是父？将他背起， 老人无言，孩子低泣， 默默的，缓缓的，在大家的愤怒里， 走向绿荫中短短的草篱， 啊，走向永远的血的记忆！ 这默默的老人，是作生意？ 还是种着薄薄的几亩田地？ 要不是这横祸奇袭， 也许一辈子不晓得国事的危急？ 今天，默默的把孙子背起， 默默的他可认识了谁是仇敌！[2] 老舍表现重庆大轰炸的散文《“五四”之夜》除揭露日寇的暴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外，还着力于歌颂民众在空袭中的表现，发掘、弘扬中华文明的巨大精神力量，充满了战胜空袭的民族自信：“到院中，红光里已飞舞着万朵金星，近了，离近了，院外的戏园开着窗子，窗心是血红通亮的几个长方块！到门口，街上满是人，有拿着一点东西的，有抱着个小孩的，都静静的往坡下走——坡下是公园。没有哭啼，没有叫骂，火光在后，大家静静的奔向公园。偶然有声音叫，是服务队的‘快步走’，偶然有阵铃响，是救火车的疾驰。火光中，避难男女静静的走，救火车飞也似的奔驰，救护队服务队摇着白旗疾走；没有抢劫，没有怨骂，这是散漫惯了的，没有秩序的中国吗？象日本人所认识的中国吗？这是纪律，这是团结，这是勇敢——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火与血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气度！”[3]219“朋友们，继续努力，给死伤的同胞们复仇；记住，这是‘五四’！人道主义的，争取自由解放的‘五四’，不能接受这火与血的威胁；我们要用心血争取并必定获得大中华的新生！我们活着，我们斗争，我们胜利，这是我们‘五四’的新口号！”[3]221老舍其它空袭题材的众多作品虽然风貌各异，人道主义、民族主义的基调却是基本相同的。 就人道、民族的立场而言，左翼作家笔下的空袭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并没有大的不同，他们同样同情遇难者而痛恨侵略者，也同样歌颂中国人民遭遇空袭时表现出的镇定、勇敢、力量、智慧，相信中国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比如郭沫若的旧体诗《惨目吟》就充满了对逝者的悲悯和对敌人的仇恨：“五三与五四，寇机连日来。渝城遭惨炸，死者如山堆。中见一尸骸，一母与二孤。一人横腹下，一人抱右怀。骨肉成焦炭，凝结难分开。呜呼慈母心，万古不能灰。”[4]其新诗《轰炸后》则表现了陪都人民面对灾难时的镇定和力量： 黄昏将近的时分， 从墓坑中复活了转来， 怀着新生的喜悦。 成了半裸体的楼房， 四壁都剥去了粉衣， 还在喘息未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