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文学与城市文学基本上是平行发展的两个领域，两者的融合交叉遭遇来自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两方面的障碍。与此相应的是两个非常重要却经常被忽视的命题，即城市文学中的生态视野与生态文学中的城市题材，这两个命题的缺失既有文学本身的因素，也有文学以外的时代和社会因素；既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演进的轨迹相合，又受到同时期西方生态文学和生态主义理论的影响。 一、当代生态文学的去城市化与反城市化倾向 长期以来，城市发展似乎是与生态主义理念格格不入的，废气、噪音、交通拥堵等城市生态问题是生态文学树立的反面典型，因此中国当代生态文学长期存在去城市化与反城市化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形成可以从三个方面因素来进行解读：一是城市本身生态问题的凸显，二是西方生态文学的影响，三是中国生态作家自身批判精神建构的需要。 城市发展所形成的生态问题成为现代性进程中难以回避的矛盾之一，这也是生态主义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城市最基本的原因。城市在近代历史中变成工业文明的符号，但在这一过程中，城市也被打上生态问题的标签，从西方工业革命后烟囱林立的所谓“焦炭城”开始，城市环境就给人黑烟笼罩、污水横流、人口拥挤的糟糕印象，伴随全球城市化的发展，城市所遭遇的生态问题越来越严重，并随之造成一系列的人文危机，正如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所说：“有史以来从未有如此众多的人类生活在如此残酷而恶化的环境中，这个环境，外貌丑陋，内容低劣。”①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几十年工业化与城市化齐头并进，随之而来的城市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正是从这些现实矛盾出发，生态文学在城市意象构建中，形成对城市的批判和对城市化的反思。自上世纪80年代生态文学兴起，城市在生态批判中的角色具有双重属性，一是被作为环境恶化的典型样本，二是被当成生态问题爆发的罪魁，城市同时承担生态灾难的果和因，文学文本也围绕这双重属性展开城市意象的塑造。其实中国的生态文学最早恰恰是从城市生态问题描写为开端的，作家沙青在1986年发表了生态报告文学《北京失去平衡》，被认为是“开启了中国生态文学的大门”，这部作品描述北京遭遇严重缺水的生态危机，而危机形成的原因正是人祸，人类对水资源无节制的开采导致城市失去生态平衡；1987年沙青的另一部报告文学《皇皇都城》则针对北京垃圾围城的困境提出反思，这两篇报告文学是中国生态文学最早形态的代表，所描写的北京城则是种种生态问题缠身，环境污染严重，这也是当时生态报告文学的共同主题：反映各地严重的环境危机和生态失衡现象。2001年吴岗的报告文学《善待家园》描写沿海城市遭遇海水入侵的灾难，他列举大连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如今却面临着海水倒灌这个“不美丽的现实”。2004年，生态报告文学家哲夫出版了他的“江河三部曲”——《长江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和《淮河生态报告》，用大量篇幅反映了城市化对江河水系的伤害，《长江生态报告》一开篇就描写了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大都市上海触目惊心的水污染问题，以及生态治理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作为当代生态文学的典型形态，这些报告文学用纪实性的文字直击城市生态问题，反思城市发展与生态恶化之间的因果关系。 西方生态文学对城市的疏离和批判态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城市书写，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就产生疏离城市而亲近自然的倾向，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一书分析了浪漫主义作家的自然观：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将烟囱林立的城市看作撒旦的作品，而自然才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华兹华斯则认为自然是人类“心灵的保姆、向导和护卫”②。20世纪中期西方生态文学兴起，一批知识精英将生态情怀和生态理念引入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表达，对城市与乡野两种不同的生活环境进行了亲疏不同的基本态度，很多生态文学家采取了对田园生活的浪漫主义回归。梭罗《瓦尔登湖》、利奥波德《沙乡年鉴》、卡逊《寂静的春天》都是以远离城市的荒野为叙事背景，以贴近自然的书写姿态传递自己的生态理念和生活情趣。他们寄身荒野，远离城市，以拒斥和逃离物质现实的方式来表达宁静自守的心灵状态，背后包含一种未曾言明的对城市生活的批判态度，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所描述的：“有一天晚上在走向瓦尔登湖的路上，我赶上了一个市民同胞……他问我，我是怎么想出来的，宁肯抛弃这么多的人生乐趣？我回答说，我确信我很喜欢我这样的生活。”③梭罗的《瓦尔登湖》早在1949年就由徐迟引入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西方生态文学经典的译介，中国作家的生态意识逐渐高涨，“中外作家在生态背景下有了更多的对话基础，找到了共同发展面临的问题。”④在这一借鉴过程中，西方生态主义的荒原意识和城市批判倾向也深入到中国当代作家的生态书写中，诗人海子在诗歌《梭罗这人有脑子》中写道：“你倒在林间路途上/让床在木屋中生病/梭罗这人有脑子/让野花结成果子。”⑤梭罗的荒野生活契合了诗人的生存理想，也暗示了诗人在城市中的孤独感。如海子一样，当时许多作家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欧美生态主义观念的影响，在创作中融入了面向自然的生态意识。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起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生态文学的原生过程包含一批作家生态意识的唤醒，这与当时文学界批判与反思精神的回归是大体一致的。学者曹文轩分析八十年代文学思潮时，提到当时普遍存在回归大自然的潮流，指出这批作家回归大自然的原因之一是对城市为代表的现代化生活产生心理不适，一方面，从“文革”走出，作家看到城市工业文明所显示的社会新气象：“从烟雾缭绕的大街小巷，从急速流动的人流、车流，从一张张清醒、执着、充满力量的面孔，人们无论如何已经觉察到：古老的中国，正从多年的政治混战而带来的疲倦中复苏。”另一方面开始感到一种紧张和压迫感，“这种心理自然而然地使他们转向对宁静的大自然的向往”⑥。当时作家的这种紧张和压迫感其实还来自于“文革”所带来的集体“创伤记忆”，对政治现实所带来的伤痕记忆的回避与拒斥促使部分作家将视线转向自然。此外，这批文人很多之前经历“上山下乡”或者“被改造”的过程，在苦难中积累了对乡村荒野的生存体验，产生了浓厚的情感，当他们回到城市后，反而对城市产生陌生感和恐惧感，这似乎成为一种典型心理。对他们而言，这种去城市化心理以及转向对乡野的生态书写不仅成为熟悉经验的回归，也是对伤痕记忆的逃避。作家蒋子龙八十年代中期去大兴安岭采风，一出城市就开始生病，他写道：“我带着一身在城市里沾上的现代工业的污染，没有焚香沐浴就贸然上岭，冲撞了兴安岭自然的灵气。理应发烧，先退退俗气。”⑦城市在作家看来充斥着污染和俗气，这在当时是带有普遍性的观念。80—90年代，生态文学中的城市批判融合在当时大的反思语境中，往往带有作家个人早年经历的痕迹，如贾平凹、姜戎、郭雪波等，他们对生态灾难的描写似乎总有一个类同的隐喻：即在过去的时代，自然和人所受到的摧残在两者中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新世纪开始，随着伤痕反思色彩的褪去，生态文学的批判更多地回归生态问题本身，自然生态灾难的悲情意识逐渐取代个人色彩的伤痛记忆，如哲夫等人，穿梭于城市与乡野之间寻找写作的素材，笔锋所指集中在人与生态自然的关系之间，批判精神的建构落实在更为纯粹的生态批判上，为沉默的自然说话，为灾难深重的生态环境请命，这使得他们面向城市时，更多地将城市看作整体生态的一个链条，将城市发展当作生态危机形成的缘由，城市批判真正成为生态语境下的批判，统一在作家生态主张的彰显与生态意象的建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