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5日，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行开馆展“八五新潮——中国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这次展览是对当代艺术史上重要的“八五新潮”的回顾展；仅仅半个月后的11月18日，“原点——星星画会回顾展”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幕。无论从展览的命名，还是事后对一些当事人的访谈看①，“八五新潮”和“星星画会”的这两个回顾展争夺当代艺术史“第一次”或“原点”的意味都十分明显；争夺的焦点集中于对作品主题的阐释、对作品风格与西方现代艺术的关系的梳理、对先锋文艺与体制关系的判断等问题上。这和学术界对这两个先锋艺术运动的研究角度非常相像②。笔者认为，对于像“星星”美展和“八五新潮”这些在“文革”后出现的民间自发性艺术活动来说，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批评或展览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很难充分揭示其在开拓社会话语空间方面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它们对于当代艺术史乃至当代社会进程的最大贡献。 笔者在研究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同人刊物《今天》(1978-1980)时，找到一份第二届“星星”美展说明书的残页，以及印售这份说明书时的收支明细；收支明细显示的时间从1980年8月20日到9月7日，和第二届“星星”美展的展出时间吻合。资料提供人是《今天》的编委鄂复明③。这些资料非常珍贵，它们将研究的方向从“星星”美展的艺术品转到了美展的周边、展览的过程和展览现场的观众。本文尝试借助这些资料重新讨论从“文革”到“改革”的转折期先锋文艺的生成语境，先锋文学/艺术、体制内外关系以及除艺术家之外的其他先锋文艺参与者(志愿者和观众)的作用等等问题，并以真实具体的动态数据来呈现当时先锋文艺运动的公共性。从这个角度说，本文要提出和分析的这些重要史料可看作展览进程的另类记录。 一、“一次对世界的掘进”：先锋文艺的可见性 第二届“星星”美展说明书共十页，由三部分组成：展览前言、艺术作品目录以及艺术作品配诗。艺术作品的作者都是“星星”画会的艺术家，诗歌作者则全部是《今天》的诗人。题画诗是中国文人画的传统，为油画类作品配诗却不多见，“在当时也是一个创举”④，但对当时“星星”美展的艺术家来说，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今天》主编北岛曾说：“《今天》不光是一个文学运动，实际上它还包括摄影和美术，我们当时的‘四月影会’，就是一个民间摄影团体。另外在《今天》中，后来派生出来一个组织，就是‘星星美展’。”⑤北岛用“派生”来解释《今天》与“星星”之间的关联，并不为过。不光美展的发起人之一黄锐(另一位是马德升)同时也是《今天》的发起人(其余两位是北岛和芒克)，两次“星星”画展得以顺利进行，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已经形成的《今天》团体。 在“星星”画会出现之前，《今天》已经成为一个较为稳固的、具有一定社会资源和影响力的独立团体。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围绕着《今天》大约有三十多位作家、艺术家和固定的志愿者，加上临时帮忙的外围人员，可达一百多人。在当时，团体行动的风险不比个人行动的风险小，但团体行动的益处也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是拥有不同资源的成员聚合成团体后，可以产生远远超过单个成员的能量。《今天》从创刊到停刊的两年时间里，表现出强大的团体力量：出版了刊物九期、资料三期、丛书四本，组织策划大型活动三次，小型文学沙龙每月都有，完成了刊物的筹划、稿件的编写、材料的采购和日常运转中的编辑、组织、印刷、发行、财务管理等等大量工作。个人的联合也让不同才智的人实现资源的分享与相互的激发。艺术家们在《今天》上发表的诗歌与小说自不必说，他们还为《今天》带来了前卫的美术作品，无论是张贴时的观众、零售时的顾客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订户，《今天》的蓝色封面都是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封面的设计者即“星星”的发起人黄锐。除黄锐外，马德升、钟阿城、王克平、艾未未、曲磊磊、李永存、严力等“星星”主将都有作品——特别是在当时的同人刊物中鲜见的、极有特色的插图——在《今天》发表，大大地丰富了这份综合性文艺双月刊的表达方式。 与个人的联合相似，团体的联合可以实现内部要素的有效流动和对外行动的相互支撑。《今天》的“助展”是“星星”画展的必要条件之一。美展的筹划就在时为《今天》编辑部的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四条76号进行，而美展中所需要的搬运、秩序维护和宣传等工作，均由已经运作相对熟练的《今天》团体来辅助完成；《今天》还在刊物第6期专设了首届“星星”美展专栏⑥；下文要专门讨论的第二届“星星”美展说明书的印售全都由《今天》负责，在展出的十五天里，《今天》全员上阵，一边印刷一边出售。说明书上的配画诗更是出动了《今天》作者群的核心成员。配诗有助于提升画展的知名度——当时的《今天》已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同人刊物，其作者北岛、舒婷等也因在《诗刊》上发表作品而颇具诗名。可以说，艺术家与民众联合而成的同人刊物，使得当时不能完全见容于体制内发表平台的社会判断和艺术想象得以可见，而文学与艺术的联合则使其可见性大为增加。 此外，在面对强势的社会管理时，团体的联合能形成相互声援、策应的共同体。虽然和严格意义的团体相比，当时的不少团体都相对松散，但相对于个体或单个团体的争取，团体的联合有助于增强行动效果。这一点，在第一届“星星”美展被取消后抗争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发表的文告、组织的游行都由多个团体联合署名和参与。特别是在组织游行时，“星星”的艺术家并不积极，包括画展发起人黄锐⑦。当时的其他民间团体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是游行的主力。而在这一过程中，部分星星艺术家(如黄锐)在不同意游行的情况下又决定参与，表现出的正是托克维尔所谓的成员对在团体中个人利益的“正确理解”⑧，是在团体和成员均有相当独立性的条件下作出的自主决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