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荣辱毁誉数十年 在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有两个共时对生而各具特色的重要流派，即以平津地区为中心的“京派”和以上海城市为舞台的“海派”，二者以其各自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京派”和“海派”初成规模即引起了文坛的注意，批评家多将二者对照谈论。比如：“京派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也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曹聚仁《谈海派与京派的文章》)“海派有江湖气、流氓气、娼妓气；京派则有遗老气、绅士气、古物商人气。”(姚雪垠《京派与魔道》)“文坛上倘真有‘海派’与‘京派’之别，那末……‘商业竞卖’是前者的特征，‘名士才情’却是后者的特征。”(徐懋庸《“商业竞卖”与“名士才情”》)这些评论大同小异，常从两派的表象特征着眼，且多带贬义。最有代表性的是鲁迅的说法：“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鲁迅《“京派”与“海派”》)客观说，在“革命文学”兴起的1930年代，京派受到(尤其来自左翼思潮的)批评也并非没有道理。随着左翼思潮的发展，京派渐渐走向边缘，至新中国成立后竟消泯于文学史的视野中，也都不足为奇。 时至1980年代以后，相关研究获得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对京派也更多从文学、文化的角度加以考察，加强了有关地域文化的分析和对文学风格的强调。有研究者认为：“京、沪两类城市文化形态的差异，影响到北平文坛和上海文坛的文学创作面貌和文学思想意识(包括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差别”，因此，“北京作为东方古国文化的聚集地，处处都显出迟缓而单纯的，诗意而幻想的，矜持而温文尔雅的‘京城风度’。”(李俊国《“京派”、“海派”文学比较研究论纲》)也有文学史家提出：“京派文学和海派文学各自背靠着中国的两大城市，它们与城市的文化联系突破了南北地域的限制，来得更加广大。北京其时与之血脉相关的主要不是‘都市中国’，而是‘乡村中国’。京派建立起来的文学世界，多半也是以乡土想象为主的。而海派植根的土壤，是当年最具‘资本’与‘殖民’两重性的、占据了中国现代都市发展船头的上海。”(吴福辉《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一些海外学者的研究也多取类似视角，如史书美在《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一书中即以“重思现代：京派”和“炫耀现代：上海新感觉主义”为题，分别归纳了京派、海派对于“现代的诱惑”的不同反应。在种种与海派的比较中，京派独特的思想价值与艺术魅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特别是其纯粹独立的“纯文学”立场、醇正古雅的艺术风格，以及主题上对人性与自然的强调，也都受到了文学史的肯定与认同。 对京派评价的变化体现着学术思想与审美标准的转变，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经历了几十年毁誉荣辱的起伏，早已获得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当今学界对于京派的讨论，已经深入到对其历史成因、文化姿态、政治意识、艺术风格、思想渊源、历史影响等各个方面的研究，从思路方法上也开始跳出“京海对举”的模式，更多地强调其上接“五四”传统、下启现代主义潮流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生成：与其谈京城，不如谈大学 “京派”之称，并非这一群体自己的命名，而是所谓“京海论争”的产物。1933年，沈从文在其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由此引发了这场文学史上著名的论争。其实，不仅“海派”这个概念“带点儿历史性的恶意”，就是“京派”本身，也多少让人“缺少尊敬”，带有某种正统守旧的色彩。诗人卞之琳就曾说过，与其称京派，不如称学院派，这也多少体现了一种想要摆脱与“京”城文化之间密切关联的意图。事实上，京派虽然活跃在京津地区，但确实与“京味”文化关系不大，他们与1930年代北平的关系更多体现在与大学校园——包括学术传统、校园文化、学院精神等方面的联系上。 自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政治重心南移，北平成为一座“文化古城”。它一方面因其八百年帝都的历史，拥有无人能及的深厚历史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作为“五四”新文化的发祥地，它同时拥有现代的新文化传统。特别是，作为中国现代大学的诞生地，北京一直拥有为数众多的高等学府。据统计，1930年代北平拥有30多所高等学校，其中综合性大学占三分之一以上，甚至当时的北平市面就是“靠一些大学中心维持繁荣”的。这样一个拥有现代的高等教育、丰富的学术思想资源以及宽松自由的学术和艺术环境的城市，不仅可以促进人才的聚集和思想知识的传承，还能带来与国际文化交流的契机，为学术和艺术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自由的空间，为各种思潮的发生发展提供可能。也就是说，正是1930年代北平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文化环境，为京派的集聚提供了基础，脱离“文化古城”的背景和独特的大学校园文化，就无法理解京派生成的历史条件。 大学校园文化作为“文化古城”的核心部分，对京派群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家们或执教于讲堂，或问学于校园，有的则是活动在校园周围的文学青年。他们在课堂上有知识与思想的直接传承，在学生社团和校园刊物中交流与实践各种文艺新见。他们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更成为了推动京派发展的重要而积极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