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寻根”的昨天与今天 19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界曾经掀起过很辉煌的“文学寻根”运动。然而，短短两三年间，它就如昙花一现，迅速从文坛消弭，之后更为人们完全否定和基本淡忘。在谈论这场运动时，同时代和后来的许多人几乎一致认为其失败是必然的，理由在于其主张背离了时代潮流，犯了方向性错误。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当时(甚至包括之后)中国文学迫切需要的，是向西方学习而不是向传统回归(寻找)——事实上，取“文学寻根”而代之的正是以追慕西方文学为指向的“先锋文学”潮流。迄今30余年，中国的文学潮流虽略有起伏，但基本方向却从未移易：西方，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根本主导和最终目标。 然而，我以为，“寻根运动”的失败原因值得重新反思，更不能因其失败而对方向性价值予以完全否定。换言之，“寻根运动”的失败也许并非在于其方向本身，只是由于时代(社会)和个人等一些主客观原因，导致了“寻根运动”未能充分而健全地孕育和成长，从而迅速走上夭折之路。 从时代方面说，社会尚未形成“寻根”的大趋势，致使其缺乏充分而坚实的背景。当时正处“文革”结束、打开国门不久，整个社会都在感叹西方物质的强大和文明的进步，慨叹中国社会的落后和愚昧，无条件向西方学习几乎成为全民共识——除了个别因为意识形态障碍而反对者之外。文学界也一样。作家们面对琳琅满目的西方文学世界，再对比刚刚走出单一和狭隘、处于艰难恢复期的中国文学，自然滋生强烈的落后感和危机意识。追赶西方文学、得到西方文学的承认，不只是个别作家的梦想，更是整个文学界的集体意愿。另外，当时的社会文化主导是“回归‘五四’”，将传统文化视作封建思想的观念依然是时代主流，一般人很难背离时代潮流来进行思考——直到几年后，由“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繁荣而改变了政治文化导向，“新儒家”思想领了时代风潮，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开始在知识界形成剧烈冲击，对传统文化彻底否定的观念才有所改变。 从个人方面说，那些主要由“知青”群体构成的中青年作家，虽然在乡村的人生经验和多元文化撞击的影响下，萌生出对“五四”传统进行反思、对传统文化进行重审的强烈意愿，但是，他们当时的文化积累尚难以真正承担起“寻根”的重任，也匮乏真正立足于传统“寻根”的深层自觉，特别是他们长期接受的是以“五四”新文化为主导的思想文化教育，在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在短期内难以越过“五四”文化的雷池，在完全悖逆于现实文化潮流的道路上走得更远。① 所以，在根本上说，“寻根运动”一开始就不是在完全自然和自发的背景下孕育出来，而是其他因素催生的结果，或者说，它并非独立的自觉产物，而主要是在其他外在因素刺激下产生的，其背后有浓烈的西方文学(文化)焦虑和困惑因素——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我们都承认，“寻根运动”最初和最基本的触发点就是1982年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让一些作家意识到，要追赶上西方文学，除了学习，还可以另辟蹊径，通过“民族个性”取胜，而且，比起一味的向西方学习，这种方式更能让作家们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保持至少是表面上的自尊。 在这个意义上说，“寻根运动”可以说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所以，无论是从运动的一开始，还是在短暂的发展过程中，都可以见到其内在和根本性的缺憾。 其一是仓促草率的准备。“寻根”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至少它需要真正扎实去“寻找”，需要对“根”做出客观全面的检视、甄别和分析，即使是文化功底再好的人，要做好这一工作，也不可缺少较长时间的认真准备。但是，“寻根运动”的兴起却相当匆促。作家们都急切地以各种方式表现自己的姿态，张示自己的宣言，却缺少具体、细致的“寻找”过程，也难以看到深入沉潜的思索。 以“寻根文学”的主将韩少功为例。《文学的“根”》的呼吁发出不足半年，《爸爸爸》就问世了，再半年，《女女女》也问世了。要知道，韩少功并不是一个以创作量见长的作家，在“寻根”作家群中，他的创作还是属于比较谨慎的，但如此之短促的时间要真正深入地完成理论思考，显然是很困难的(作为个人，韩少功倒并没有真正放弃其“寻根”之举，他1996年问世的《马桥词典》可以说是一部晚到的“寻根”力作，也达到了他个人创作的高峰)。于是，从1984年“寻根文学”口号提出一年多间，“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几乎全部问世——当然，我并不否认作家的创作是长期孕育的结果，也不否认韩少功等作家在发出“寻根”宣言之前早有思考，其“寻根”具有一定的厚积薄发因素。但是，从一个集体行动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跟随者来说，如此之快的创作速度，我们很难想象他们的作品是依靠扎实的“寻找”功底才获得，并且这些作品中又真正蕴含有深刻的文化之“根”。事实上，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短暂的创作冲动过去之后，作家们再无后续之作，根本无法以作品来支撑起“寻根”的大旗。 其二是浅白简陋的内涵。“寻根文学”作品并不算很少，但是，读完这些作品，究竟什么是他们寻找到的“文化的根”，却难以让人言说。正如郑万隆所说：“我小说中的世界，只是我的理想和经验世界的投影”，②除了阿城的《棋王》能够被人解读出有某些道家思想的印记(其实也有牵强和浅白之处)，其他的“寻根”作品很难寻找到真正有内蕴的传统文化内涵，它们更多只是作家自我和某种观念的表现而已。以这样浅陋的内涵来作为“寻根”的成果，自然会让那些试图在其中感受和体会文化之“根”内涵的读者们失望，也难以让“寻根文学”名副其实，产生好的文学效果和社会影响。除了思想内涵外，艺术表现上也是如此。“寻根文学”作品中很少能够看到对“根”(文化内涵及其体现者)的细致书写和深层表现，而是大都采用大而化之的方式，从虚幻处着手。比如其中的“丙崽”“小鲍庄”“葛川江”“棋王”等“根”的意象，都少有对文化深刻的体悟、细致的描摹和真切的展示，更多只有抽象的象征和空洞的抒情。如果我们将之对比一下同时期的以邓友梅、冯骥才等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小说”创作，感受更为明显。这些以表现地域民俗文化为特色的作品，虽然在大的文化指向上并不宏阔，但在文化细节展示的细致具体上却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寻根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