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都与归国留学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完全可以说，是众多的归国留学生掀起和坚持了新文化运动。没有清末开始的留学运动，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在四川江津的陈独秀闻讯写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在简略地介绍和称颂了蔡元培的业绩后，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①陈独秀认为蔡元培、胡适和他自己，在当时扮演了“意见领袖”的角色，也就是运动的领导者，而这三人，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 蔡元培于1912年9月至1913年6月留学德国，又于1913年9月至1916年11月游学法国。没有在欧洲学习、考察、研究的经历，就不可能有后来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主张“以美育代宗教”的蔡元培，也不可能有为新文化运动“保驾护航”的蔡元培，不可能有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和辩护者的蔡元培。 陈独秀于1901年至1915年的十几年间，五度东渡日本。第一次是1901年10月至1902年3月，在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学习；第二次是1902年9月至1903年3月，在成城学校陆军科学习，这一次，是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的；第三次是1906年夏，与苏曼殊在日本短期逗留，其时陈独秀、苏曼殊都在芜湖皖江中学任教，是利用暑假结伴东游；第四次是1906年春至1909年9月，在日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第五次是1914年7月至1915年6月，这一次是应章士钊之邀赴日协助其办《甲寅》杂志，同时入“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毫无疑问，数次在日本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陈独秀的思想。陈独秀后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旗手、主帅，与在日本的留学、游历大有关系。 至于胡适，其留学美国的经历与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间，就更是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了。没有1910年至1917年这七年间在美国的理论学习和政治实践，就绝不可能有后来成为中国的自由主义先锋的胡适。 陈独秀说蔡元培、胡适和他自己是“五四”运动中“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若是仅就运动的发动阶段而言，此说当然有道理。但如果把“五四”运动看成是一个持续的思想启蒙运动，则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者，就应该还有另外一些人，例如，周氏兄弟便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健将。而周氏兄弟之所以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健将，也因为有留学日本的经历。鲁迅于1902年至1909年，在日本学习、生活了七年。周作人于1906年至1911年在日本学习、生活了五六年。1936年鲁迅逝世后，陈独秀也写了《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一文，其中说，周氏兄弟都是《新青年》作者，而周作人发表文章更多，但二人“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②。这是在强调，周氏兄弟并非是受了《新青年》的启发而认同新文化运动，在《新青年》掀起新文化运动之前，“新文化思想”已经存在于周氏兄弟脑中了。而周氏兄弟新文化思想的形成，无疑与在日本的生活、学习有密切关系。 从留学经历、体验的角度谈论、研究归国留学生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者，已颇不乏人。而本文要说的，则是留学生的归国体验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所谓归国体验，是指留学生结束留学回国后与中国的现实相遇而形成的感受、认识。“五四”时期的留学生，有留学欧美和留学日本两类。这两类人留学之地不同，归国体验自然也会有差别。 欧美远离华土，留学欧美者，鲜有中途回国省亲的经历，通常结束留学而归国时，面对的是阔别多年的祖国，例如胡适就七年间不曾回来过，当他1917年归来时，面对的是七年未见的中国。而日本去中国不远，留学日本者，中途回国不是难事，也不是稀罕事。鲁迅就于1906年夏秋间奉母命回国完婚，也就是这一次返日时，带上了周作人。日本与中国只隔一衣带水，中途又有回国的经历，而欧美与中国远隔重洋，中途又不曾回来过，留学日本的学生与留学欧美的学生，归国体验自然会有或细微或较大的差异。但也不宜过分估计这种因素对两类留学生归国体验的影响。仍以周氏兄弟为例。鲁迅虽然中途回国一次，但时间很短暂，可谓来去匆匆，而周作人旅日五六年间，就一次也没有回来过。 留学生的留学经历、体验，当然影响着、决定着他们介入新文化运动的姿态、方式。但仅仅强调留学经历、体验却又是不够的。实际上，是留学的经历、体验与结束留学归国后的经历、体验的碰撞，影响和决定了他们介入新文化运动的姿态、方式。那时候的留学生，出国前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当然也会有种种差别。但出国前即对传统文化有所怀疑和对现实有所不满是普遍现象。所谓新文化运动，就是以西方文化为尺度衡鉴、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运动。而留学生都并非是出国后才接触西方文化的。这时期的留学生，在出国前就都不同程度地受西方文化影响，就开始不同程度地以西方文化为尺度衡鉴、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了。例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1898年出版木刻本后，几十年间影响了几代人。许多人在出国留学前即受赫胥黎影响。鲁迅出国前在南京矿路学堂求学时即如饥似渴地阅读《天演论》：“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虽有老辈指责不该看新书，但他“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空闲，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③ 鲁迅长胡适十岁。1898年，十七岁的鲁迅在南京耽读《天演论》时，七岁的胡适刚进徽州的家塾读书。1905年，二十四岁的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十四岁的胡适在上海澄衷学堂求学，而澄衷的国文教师杨千里便用吴汝纶删节过的严译《天演论》做教材。胡适后来在《四十自述》里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他出的作文题目也很特别，有一次的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④胡适本来叫胡洪骍，只因接触了“适者生存”理论，才改名“适之”，这是大家熟知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