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日本的研究(此处主要指政治、外交和安全)，多集中在作为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的对策研究领域，即日本的政治局势变动以及对外政策的变化可能给中日关系带来的影响，反而忽略对作为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的“日本国际关系学”(当然也包括日本的政治学)进行动态的分析。实际上，日本的国际关系学与日本的对外政策制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该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亦不乏为政府服务的政治智囊(political advisors)，而其国际关系学研究导向与外交政策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作为日本的邻国同时也是利益攸关国，无论是政策研究还是基础研究，对日本国际关系学的历史、理论以及现状的考察尤其必要。① 就中国学界对日本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关注而言，目前尚无学者对日本的国际关系学研究状况进行系统的介绍。中华日本学会在2011年年会上，曾以“中国的日本研究”为专题探讨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日本学研究状况，该综述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安全、文化、社会以及思想史等多个领域，但是对于日本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学科研究状况却没有提及。②其实中国并不缺乏对日本进行研究的综述和回顾文章，只是研究的视角和问题领域并没有将作为一门“学问”的国际关系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是侧重于“应用性的对策研究”。 本文对日本国际关系学的综述主要参照日文文献，但是为了让中文读者更好地了解和认识日本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亦在可能的前提下参照英文文献，并提供一些与日本国际关系学相关联的中文译著。③就笔者所知，中国开始系统地介绍和引进日本政治学(包括国际政治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政治学者猪口孝主持编写的“现代政治学丛书”曾在日本学术界广受好评，该套丛书随即被完整地翻译成中文，丛书中涉及国际关系的内容，比如田中明彦对世界体系的考察、山本吉宣对国际相互依赖的考察、佐藤英夫对对外政策的考察，以及猪口邦子对战争与和平的考察，都融入了新鲜的日本视角和分析原型。④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国际政治学学者代表，比如猪口孝、山本吉宣、星野昭吉以及大岳秀夫等人对日本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进行总结和反思的著作相继被翻译成中文。⑤这类学术著作的引进虽然增进了中国学术界对日本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了解，但是对核心问题领域的论争和日本特色理论的反思并没有过多涉猎，笔者希望借此文予以补足。 在进入论述之前，本文对日本的国际关系研究做如下解释与说明。相较于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关系学”(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这一表述的青睐，日本同行并不太倾向于这一说法，而是采用更为传统的“国际政治学”(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ory)这一表述。日本学界也普遍认为“国际政治学”只是国际关系学中的一个研究领域，但是鉴于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学的不可分割性，将国际关系学视为扩大了的“国际政治学”似乎并不为过。⑥当然，日本学术界并不介意二者的混用，只是在系统的学科设置上“国际政治学”这一表述更具有正统性。值得留意的是，日本最权威的国际关系研究协会——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其英文名称为“The Japan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这样可以兼具二者的平衡。由于本文的阅读对象为中文读者，以及笔者中文学术研究的背景，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如无特别指出均采用“国际关系学”这一表述。 本文对日本国际关系学研究的综述主要包括如下五个部分：第一，中国学术界对日本国际关系学的既有研究；第二，国际关系学“日本学派”的言说空间；第三，支撑日本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传统；第四，日本国际关系学的理论与历史之争；第五，国际关系理论与日本研究。 一 预备性考察：中国语境下的日本国际关系学 如前所述，中国虽然产生了大批对日本政策研究的相关成果，但是对日本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关注甚少。日本的国际关系学如何与日本的现实政治和对外政策发生联系，日本的国际关系学者如何解读和定义日本的对外政策，以及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日本国际关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未来的解读，显得十分不足。本文作为对日本国际关系研究的预备性考察，笔者将首先介绍中国学术界(包括中国台湾在内)对日本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和评述。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非西方”(non-western)国际关系理论的讨论成为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新动向之一。中国学者在关注“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开始关注日本国际关系学的动向和发展。中国学者对日本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主要采用知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该研究方法注重个人化(individualized)的研究模式，主要以特定知识分子为案例，对其思想来源、生活环境以及国际形势进行分析，从而探讨日本原生的国际关系理论或思想。 例如，张帆对日本著名现实主义学者高坂正尧(Kosaka Masataka)的国际政治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评述。高坂作为日本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流派的代表性人物，他对日本作为“海洋国家”的定位不仅为后继日本国际政治学者所推崇，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对外政策走向。⑦朱光明则对日本自由和平主义代表人物坂本义和(Sakamoto Yoshikazu)的和平主义思想进行了评析，坂本提倡非武装中立的和平主义构想，对战后日本的外交政策则多有批评。⑧坂本义和与高坂正尧之间“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论战也激活了战后日本“学术”与“政治”的僵硬关系，为日本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和应用指出了方向。但遗憾的是，对这两位分别代表战后日本国际关系理论不同流派的中坚人物的介绍，除了上述两篇文章较为系统之外，却鲜有中国学者问津。 相较于日本国际关系理论形成的可能性，中国学者似乎更加关注日本知识分子国际政治思想(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例如唐永亮对中江兆民(Nakae Chomin)国际政治思想的研究，以及苑崇利对石桥湛山(Ishibashi Tanzan)“小日本主义”思想的研究。⑨苏翊豪、石之瑜和李廷江等人则将平野健一郎(Hirano Kenichiro)的“国际文化理论”作为探究日本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尝试。⑩追究日本国际政治学的源头，举凡日本的政治学者都会提及中江兆民的《三醉人经纶问答》等经典著作，但是严格说来，这种对国际政治思想的研究到底应该算是思想史的范畴还是国际关系学的范畴还存在争议。日本学者酒井哲哉、芝崎厚士将这类研究称为“国际关系思想史”，并通过对日本国际关系思想史的追溯来探讨日本国际关系理论形成的可能性。(11)就研究本身而言，中国的学者侧重对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渊源和形成发展进行分析，并没有产生将其与日本的国际关系学相挂钩的问题意识，更无所谓对理论原创性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