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安全的战略选择

      修回日期：2015-04-26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5)05-0040-19

      [DOI]10.14093/j.cnki.cn10-1132/d.2015.05.003

      网络安全问题虽然属于国家安全范畴内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但国家对于安全的偏好没有改变，对安全追求的逻辑路径依旧没变。理论上，迫于体系压力的国家出于对安全的追求，会选择制衡的战略。但在网络安全领域，由于文化、意图、综合实力、地理位置等原因，制衡战略经常缺位或迟到。由于其沟通机制的不同、威慑效果不同、行为体的多样、行为判断的困难等特殊属性的限制，网络资源大国选择合作战略则更具获益可能。

      一 制衡是安全领域中的最重要战略选择

      战略学中几种常见的策略有：制衡、追随和合作，国家的行为也常常表现出对某种战略方式的偏好。在网络空间战略中，各国的战略偏好可能发生更为显著的变化。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当国家面临他国权力急剧上升的情境时，往往倾向于采取制衡战略以确保自身安全。现实主义主张无政府状态下，制衡策略是行为体(主要是国家)确保其安全乃至生存而采取的常见战略回应。①

      (一)传统安全领域中制衡战略的逻辑

      国际体系压力，迫使国家选择权力制衡战略。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以维持生存为基本目标，必须考虑其在国际体系格局中所处的位置，防止其他国家获得过度的权力优势，威胁本国的生存与安全。②每当某一行为体(主要是国家)的权力增长从体量和增速上来说都可能危及整个体系的权力平衡之际，国际体系内其他相关度、脆弱度较高的国家就倾向于单独或联合起来对该国发起制衡，③因为仅仅指望霸权的自我克制是不可靠的，④所以国际格局中的均势现象一再出现。而“制衡”和遏制权力挑战者，则是国家为实现均势而采取的重要策略。⑤

      因此，新现实主义者认为，无论平衡的权力是不是行为体的目的，国家都会采取制衡的策略。国家采取“制衡而非追随”的策略是体系压力所诱导。⑥在国际安全领域经常采取制衡的策略，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曾经归纳了常见的制衡手段，“这些方式主要包括分而治之、领土补偿、加强军备、联盟以及平衡手的存在等，这些都是制衡的具体表现形式”。⑦

      制衡往往是区域性的战略设计。制衡主要是基于地理临近性和投放能力的限制，或是作为不具备地理毗邻性的国家在该区域内建立同盟关系，从而增加制衡战略的“辐射”范围。例如亚太地区向来是美国制衡战略的重心之一。后冷战时期，历届美国政府高度重视亚太地区，长期在该地区贯彻制衡战略。克林顿执政时期，主要表现为美国在全球经济战略上的东移；小布什执政时期，制衡主要是在政治军事领域内展开，表现为“(军事)战略东移”；到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政府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亚太地区的高度敏感和关注，尤其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美国对华政策不断调整，即便是实力不及的地方也要实现“离岸制衡”。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与往届美国政府的“亚太制衡”战略有所区别，其亚太战略表现为“多层次再平衡”，包括安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全方位、多维度制衡战略，侧面说明亚太地区是美国的战略重心，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近年来，在全球公域(极地、海洋、网络和太空)等新生领域内，美国也没少论证其制衡战略的必要性和有效性。⑧

      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制衡战略具有什么样的实际效果呢？制衡的种类很多，以“离岸制衡”为例，第一，制衡可以增强霸权国(美国)的相对实力，通过制衡消耗其他大国的实力，一旦东亚、欧洲陷入安全竞赛，处于离岸位置的霸权国(美国)免于争端的同时，还“隐形”地增加了自身实力。第二，制衡战略可以使大国免于被永久性联盟关系所捆绑，获得更大的政策灵活度。第三，产生威慑效果，震慑潜在挑战者。⑨制衡的核心在于均势，均势并非自发形成，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制衡手段最终达成。制衡的目的是权力或者说是相对的实力优势。

      (二)制衡战略在实际应用中的修正

      在传统安全领域的现实情境中，制衡的缺位(absence of balancing)与迟到现象经常发生，在面对体系中其他国家谋求权力或扩张权力的局面，国家有时会选择制衡，有时则会放弃制衡。⑩学者们从多个维度对制衡的缺位进行了研究，使制衡作为一种战略工具更具现实操作意义，而非停留在纸面。

      1.威胁制衡论

      国际体系的失衡并不必然导致结构性压力。据此，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修订了华尔兹的均势理论，提出国家追求的是安全而非权力，即国家制衡的目标对象是威胁源，而非一定是权力体量庞大的实体国家。威胁一国安全的并非总是权力体量上占优的国家，增量权力只代表产生威胁能力的上升，并非权力必然导致威胁。正如在传统意义上，实力也不等同于影响力。沃尔特认为，制衡行为的产生并非单纯出于权力的考虑，而是基于对威胁的权衡，即某个国家或联盟出于战略考虑，显示出进攻性现实主义意图，那么它就具备了较高的威胁程度，就越有可能被其他国家当做制衡对象，因此容易招致针对它的制衡联盟出现。有时，虽然一国的权力可能不是很强大，但由于它的对外行为容易给别国带来直接威胁，则受到威胁的国家也会与其他相对强国结盟，以应对最具威胁的敌人，这种行为就是战略上的制衡而非战略追随。(11)沃尔特指出，决定威胁程度的因素有：权力总量(aggregate power)、地理位置邻近(geographic proximity)、攻击能力(offensive power)和侵略意图(aggressive intentions)。具体来说，国家的权力大小，地理位置上是否与他国毗邻，攻击能力强弱，或侵略意图显露的程度增加，都可能成为威胁源，从而使该国成为制衡的对象国。(12)

      沃尔特运用威胁制衡论研究了冷战后制衡美国的联盟缺位现象，他认为，尽管美国在权力总量上大大超过其他大国，但从“地理邻近度、进攻能力、侵略意图等方面来看，并不对其他大国构成威胁，这些要素大大削弱了大国制衡美国的倾向”，(13)从而解释了冷战后对美国的制衡缺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