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术界大都认为，1973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起步的标志性事件，并将注意力多集中于会议及其之后的环保政策与举措。代表性研究参见王瑞芳《从“三废”利用到污染治理:新中国环保事业的起步》（《安徽史学》2012年第1期），翟亚柳《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初创——兼述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及其历史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8期），张连辉、赵凌云《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观与人地关系的历史互动》（《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等。然而，始于1972年的党和政府对官厅水库污染的治理，却是在此次会议之前不多见的全方位环境治理，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1972—1976年间，党和政府自上而下调动相关省市、部委、科研单位对官厅水库污染进行了成功治理。它是新中国最早的水域污染治理，更是在国家层面上开展的的第一次实质性环境治理综合行动（参见曲格平、彭近新主编《环境觉醒：人类环境会议和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第474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环境保护行政二十年》编委会编《中国环境保护行政二十年》，第5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在逐步探索中开启了新中国环境保护的实际进程。 一、对官厅水库污染的认识：社会主义国家是否有污染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到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已面临废水、废气、废渣（简称“三废”）污染的严重问题。北京市1972年的全市工业污染源调查表明，“三废”排放量大，没有采取污染防治措施[1]（P122）。特别是有害废水的数量日益增多，由于未做处理而任意排放，污染了江河、湖泊、海域和地下水源，破坏了水产资源，影响到工农业生产和人体健康[2](P313)。官厅水库污染就是极其典型的一例。 官厅水库是北京市主要供水水源地之一，上游由山西雁北地区的桑干河、河北张家口地区怀来的洋河和北京延庆的妫水河组成。1971年冬末，官厅水库开始发现漂有大量泡沫，水色浑黄有异味[3]。1972年3月，北京市场出售的在官厅水库打捞的鲜鱼有异味，食用之后人出现头痛、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洋河河源的良田屯社员反映，两年间患病者增多，普遍出现中毒症状,良田屯小学426名学生近一年来因病缺席率达50%，上课时打盹的半数以上，记忆力也都有不同程度减退[4]。妫水河边的社员也反映，库水有药味,食用后除有相似中毒症状外，由于饮水含氟高患关节炎掉牙的多[4]。 卫生部门就此问题向国务院作了专项报告，由曲格平将报告上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5]。周恩来对此非常重视，要求立即查清事件原因。很快，国家计委和建委组成调查组，并于4月开始调查。 当时还处于“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即使在科学领域，“环境污染”、“环境保护”还都是新鲜概念，因而“在极左路线指导下，人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存在污染” [5]。“谁要说有污染，有公害，谁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2](P2)还有一些人从环境污染会危害人体健康的角度出发，认为环境问题属于卫生领域，轻视环境污染对经济社会危害的严重性[6]（P10）。有的上纲上线，提到政治斗争高度，判断污染原因是阶级敌人投毒。“那时人们的思想都特别‘左’，阶级斗争的弦都绷得特别紧，这水是流到北京去的，流到中南海的，一定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有人往水库投毒，想毒害首都人民，毒害党中央毛主席。”[7]（P168） 在此历史背景下，由北京市“三废”管理办公室、官厅水库管理处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组成的“官厅水库污染情况调查组”对官厅水库污染展开调查。据当时被抽调参与调研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王景华研究员回忆：“上游建了造纸厂、钢铁厂、炭黑厂，小工厂很多，大量的污水进入河流，汇入水库，引起死鱼。”[8]为了保证调查结果的严肃性、准确性，调查组之后又在官厅水库区布置了采样点，对水质、渔业养殖、水生生物、水库的底泥等都进行采样分析。最终，根据大量调查事实和分析数据，确定“官厅水库的死鱼事件是由于上游工厂排放污水引起来的”[8]。化验表明，水库水质有恶化趋势。 调查组发现，沙城农药厂废水是危及官厅水库最直接的污染源[4]；污染源主要是张家口、大同、宣化等地区的污水；“沿入库河流两岸建了各种工厂约500多家，根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排放污水约6786.8万吨，直接或间接地排入河道、进入水库，造成污染”[3]；洋河河畔的沙城农药厂、沙城磷肥厂排出的废水污染严重，直接威胁了沿源7.5公里范围内六个生产大队的农业生产和社员身体健康；良田屯大队因距沙城农药厂最近，24口井水都有强烈地漂白粉味，含氯量在300～1000毫克／升（当时北京市自来水一般不超过100毫克／升）[9]。 显然，专家对当时国内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环境污染”的舆论、可能要因此承担的政治风险是十分清楚的。而“这样的报告上报，存在很大风险。但我们相信亲眼看到的，和向群众了解到的情况是真实的，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8]在调查结果、科学检验与政治压力面前，调查组专家选择了实事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