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5)09-0112-06 “国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备受争议，但“国学”这一命名出现于晚清时代，确实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有着内在的对应关系。作为具有现代意味的“民族学术”，“国学”与晚清以前的“旧学”“古学”“儒学”“经学”“君学”，以及“汉学/宋学(理学)”等传统所固有的学术称谓相较，其内涵外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从一种较为宽泛的纵向历史维度看，“国学”研究实际上曾历经过章(太炎)刘(师培)“国粹”(20世纪初期)、北京大学“国学门”及清华研究院(1920年代)、无锡“国专”(1930年代)及海外“新儒家”(1990年代至今)这样四个主要的演化阶段，而在不同的阶段，人们对于“国学”的定位是有其潜在的差别的。当然，如果没有不同阶段的那些前辈学人的持续探讨，被我们视为“民族学术”的“国学”事实上也是无法真正被确立起来的。 一、1920年代的“国学”研究境遇 “国学”一语自章太炎和刘师培首倡，经由黄节、邓实等人所主持的《国粹学报》的张大，最终才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可。但早期那些力倡“国学”的学人们，对于“国学”这一范畴的定位其实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这也是造成后世出现多重向度纷争的核心原因之一。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国学”初萌时期的多向度探索也为后世学人的深化与拓展埋下了宝贵的种子。比如，早期“国学”中“民族”意识的获得虽然主要是针对满清而来，但这种“族群(自我)认同意识”的建立，却为后世“东/西”学术思想的分界(或者说与西方的“Sinology”的自觉对应)奠定了基础；此外，早期“国学”研究中对于先秦“诸子学”的复活及对佛学的引入，既打破了儒家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为后世在接纳西式学术体制的基础上建构现代形态的学科规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国粹”时期的“国学”虽然视一切中国古典的思想传统为“粹”，但与科举时代日趋狭隘的“君学”“经学”及“理学”相比，在思想导向与学术界域等方面已经展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面貌了。 “国学”真正得以确立当归功于蔡元培、胡适等人对于“西学”的借镜。1923年，由胡适等人发起了“整理国故”运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并有《国学季刊》创刊，国学研究开始以科学的名义转向对于中国既有国故的全面整理。其整理研究的利器则是胡适所强调的以“科学”为前提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事实上，在北大“国学门”成立之前，以“国学”之名组织起来的各式讲堂学馆都已经拥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数量，除了章太炎在东京创办的国学讲习会(1906)以外，其他比较知名的还有章门弟子马裕藻发起的杭州国学会(1911)、廖平和宋育仁等主持的成都国学馆(1912)、陈尔锡与吕学沅等组织的国学扶危社(1914)、倪羲抱等人的国学昌明社(1915)、唐文治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馆(1920)，以及南社同人的国学研究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从总体上看，这类名目繁多的“国学”研究大都并没有突破以“小学”(朴学)为方法、以“经学”为根基、间以诸子学为辅助的传统学术的一般架构；偶有对西学持开明态度者，其对西式的治学精神也多半不甚了然。也许正是因为这类研究仍带有明显的旧学痕迹，而新一代的学人又正急切地希望彻底摆脱旧学的暮气，所以我们才会看到，由胡适、顾颉刚等人所倡导的以“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的运动甫一出现即应者云集，一时之间成为中国学界的翘楚。 循北大之例，东南大学国学院(1923)、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厦门大学国学院(1925)及中山大学历史与语言研究所(1928)等也相继成立。与清季民初的各式讲堂学馆有所不同，诞生于1920年代的这些国学研究院所已经彻底摆脱了旧式“学塾”的知识传承形态，而初步具有了类似于法国的法兰西学院或英国皇家学会等学院式特征的现代学术专门研究机构的雏形。①而且，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处身这类研究机构的学人多数都有留学外洋的背景，这个时期的研究对于西式治学精神与方法的广泛认可与接纳才真正突破了章、刘时代的“旧学”印记，进而使得“现代民族学术”的最终确立成为了可能。 如果对1920年代出现的各个研究院所细加辨析的话，就不难发现，新式的研究机构虽然都是在现代大学建制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但它们各自的研究取向却不尽相同。后继的厦大及中山大学的研究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北大“整理国故”路向的分流(其人员和机构设置大多出自北大)，而由东南大学的吴宓转职主持的清华研究院所呈现出来的研究风格又与北大一支迥异。倘若加上这个时期由章、刘等清季学人所传承下来的“国学”一派的话，则1920年代的“国学”实际上已成鼎足三立的局面。冯友兰先生曾将晚清民初的学术大体分为“信古、疑古及释古”三种主要的趋势，他认为：“就中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即要消灭；……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②冯先生对于三个渐次推进阶段的划分虽曾引来过各种争议，但就1920年代中国学界整体的学术格局来看，此一划分还是有其道理的。王瑶先生也曾分析说：“冯先生认为清朝人研究古代文化是‘信古’，要求遵守家法；‘五四’以后的学者是‘疑古’，他们要重新估定价值，喜做翻案文章；我们应该采取第三种观点，要在‘释古’上用功夫，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王瑶先生甚至以此希望确立一个有独立风格的“清华学派”。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