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孔子曾经向着“德之不修”和“学之不讲”的状况，表达出特别深切的忧虑。而如果再参照他那个年代“礼崩乐坏”的现实，我们就不难由此体会出，对于学术话语的“讲说”或“讲谈”，至少从孔子的角度来看，对于文化传统的传习与发展来说，具有相当关键的、乃至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因为，一旦这样的“讲说”或“讲谈”被冷落了下来，载有文化精义的经典就要被束之高阁了，而文化的内在运脉也便要渐渐式微了。 正因此，对于学术话语的这种持续“讲说”或“讲谈”，便应被视作支撑起一种文化传统的、须臾不可稍离的深层推力。更不要说，这种来自主体内倾的文化动力，对于由孔子所开出的这个文化类型而言，又具有远较其他文化更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此种文化的特点恰在于“无宗教而有道德”；也就是说，它决定性地舍弃了在它看来并不可靠的、至少也是属于未知的外在神学支点，转而去向更有把握体会到的、来自主体的仁爱之心去寻求支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曾这样来总结此种文化模式的独特贡献：“善于自我救度的、充满主动精神的人类，实则只需要一套教化伦理、提升人格的学术话语，去激发和修养社会成员的善良天性，就完全可能保证日常生活的道德判断，从而不仅维系住整个社会的纲常，而且保障人们去乐享自己的天年!”① 我们知道，到了两千多年以后，为了维持这种话语本身的生机，以保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状态，现代学者冯友兰又在他的《新理学》一书中，把儒家后学对于它的“讲说”或“讲谈”活动，区分成了“照着讲”和“接着讲”两种。而沿着他的这种思路和句式，我跟着又把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关系，发展到了再从“接着讲”到“对着讲”的关系。——回顾起来，我当时正在北大比较所工作，也就是说，当时我正集中关注着文明边界上的问题。所以，按照自己当时的心念，如果能把上述两组辩证关系再串联起来，那么，借助于这三种接续产生的、针对全部既有人类智慧种子的，既严肃又灵动的讲说态度，就有可能牵出一条足以把我们引领出“诸神之争”的红线。 正是为了克服片面囿于某一传统的“接着讲”，我们就必须把它进一步解放为“对着讲”!事实上，每天都摞向我们案头的西方学术译著，和林立于我们四壁书架上的中国古代典籍，已经非常鲜明和直观地提示着我们，如今不管谁想要“接着讲”，也至少要承袭着两种精神传统去开讲，——而且是两种经常在相互解构和解读的传统!由此很自然地，如果我们自信还并非只是在以西方传统或中国传统为业，而是在以思想本身为自己的事业，那么两种传统之间的“对着讲”，就无疑是一种更合理也更宽容的学术选择。② 在那以后，我虽然又调到了清华国学院，工作的重心也随之有所调整，可自己在这方面的持续关注，却没有发生过丝毫的转移或变迁。毋宁说，我倒是发现了这种种从“照着讲”到“接着讲”再到“对着讲”的、越来越丰富和细腻的讲说方式，对于如何开展国学本身“讲说”或“讲谈”，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为了能充分展开这种想法，我又需要在开头的这一节里，先来讲清在这三种“讲说”方式之间，究竟是如何渐次升华和不可分割的。 首先应当看到，学者们所以会一再地提出和细化这类区分，而先从“照着讲”走到了“接着讲”，又从“接着讲”走到了“对着讲”，当然是因为大家都在具体“讲说”的过程中，不断意识到列在后面的那种“讲说”方式的必要性。——比如说，即使只打算去“照着讲”，实际也不会只是在老实巴交地照本宣科，而必须充分调动起阐释者的积极性，否则就什么想象力都发挥不出来，什么新意和创见都“讲说”不出来，从而也就势必要被后人所忽略或淘汰了。正因为这样，正像伽达默尔早已向我们展示过的那样，在作为一种有机过程的“讲说”活动中，真正称得上卓有成效的“照着讲”，就只能是充满参与精神的“接着讲”，哪怕有人挑明了要严格地采用汉学(汉代之学)的方法。 进而言之，由于文化之间越来越密切的交流，已使得任何统绪都无法单独自闭，又使得任何想要在哪条单线内进行的“接着讲”，都会不自觉和程度不一地变成了“对着讲”。——比如，如果只看其表面的宣示，唐代韩愈口中的“道统”曾是何等的森严和排他，所谓“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予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也”③，可在实际的文化操作中，等到这个“道统”在后世真被继承下来，获得了被称作宋代“道学”的精神后裔，却不仅没对佛老进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④，反而被后者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没有印度文化的传入与接受，其立论重心原在仁爱之心的儒家，顶多也只会以康德式的“主观的合目的性”，去虚拟地提出《易传》中的天地解释，以充当自家学说内核的、拉卡托斯意义上的“保护性假说”。而宋明理学的那些基本命题和图式，什么“格物/致知”，什么“主敬/主静”，什么“天理/人欲”，什么“道心/人心”，什么“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就不会照后来的样子被诱发出来。——尽管话说回来，又必须是沿着儒家学术的基本理路，和不失这种人生解决方案的基本特色，这类的诱发才会显出积极的效果；正因为这样，在先秦时代曾经看似平分秋色的“儒分为八”，也就不可能获得同样的思想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