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5)09-0103-09 林毓生认为，崛起于五四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把“传统中国文化、社会与政治看成了一个整合的有机体”来加以反对的。这种“整体性的反传统主义不允许任何传统成分得到正面的估价与理解”，因此无论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这些新文化先驱，他们的思想“都达到了一个共同的结论：现代中国社会、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先决条件是思想革命，而这种思想革命首先需要全盘摒弃中国的过去”。①李泽厚在他著名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也感叹，“(新文化运动)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现象”。② 从中国新文化运动发生的思想动因来加以观察，这样的描述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即便我们强调新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不相调和的一面，在实际生活的层面，那些被现代观念所激烈否定的文化传统，也仍有部分在发生积极的作用。③这里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新文化运动发生以后，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结构形态的反省成为思想上的一股潮流，许多学者都提倡或赞同“非孝”的思想观念。但观念上的激烈批判与个人实际生活样态之间不但差距甚大，有时甚至还以截然相反的面貌出现在倡导者自身之上。比如傅斯年，1919年，作为北大学生领袖的他即发表有《万恶之原》的文章，认为家庭阻碍了个性的发展，是“万恶之源”。④但傅本人却事母至孝。据记载，“甚至在傅斯年成为中国学术界十分杰出的领袖时，他的母亲一旦生气，他就要跪上一整天”，王汎森认为，“由于这是一个对传统中国家庭抱极端批判态度之人所为”，这样的行为“就更加引人注意了”。⑤其实不只是傅斯年，就算是一辈子服膺西方文化的胡适，他与江冬秀之间的婚姻形态，也极其传统。⑥此外，像鲁迅在举家从绍兴搬到北京八道湾居住时，也还存有三兄弟之间永不分家、共同侍奉母亲的理想。⑦在这样一些事例中，观念形态上的“激进”与行为操守上的“保守”，显然构成一种背反性的存在。如何理解这种矛盾性存在与中国新文化之间的关系，迄今仍然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虽以反传统为其特质，但在这一“反”的过程中，传统却并非完全处于和现代相对立的位置。在西方思想传播的过程中，部分传统思想起到了“前理解”的作用；而部分思想，则和西方思想融合在了一起，在现实社会进程中发挥着实际的影响。正是这样，在讨论传统与现代的问题时，王汎森提醒我们，“似也应该留意‘近代思想家或行动者如何以思想或传统来做事。’除了探讨思想的本质外，也应及于它后来在各种‘使用’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也就是思想功能的部分”。⑧ 本文以匡互生及其“人格教育”的主张为核心，考察传统的文化、思想资源是怎样融入中国现代的新思想、新观念之内，并在实践的层面产生作用的。从外在的身份来看，匡互生是一个深受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时激进的学生代表之一，无疑应被视作五四以后拥有西方新思想的新人物。他所竭力主张的“人格教育”，从思想来源说，也和西方人格独立的思想主张关系密切；但他在解释这一概念的内涵并努力践行时，却又明显融有中国传统的修身工夫，尤其是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传统。由此，中国现代“人格教育”的理念，就不能仅仅被看作是西方文化理念在中国的简单翻版，而是充分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这种新、旧文化之间的无间融合，是现在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所要仔细清理的部分。 作为宋明儒学的重要思想命题之一，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提出，牵涉到儒学思想史上“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纷，而其思想渊源则可上接《大学》。《大学》关于修身明德有以下论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⑨虽然终极的目标都是为了最高层次的“明明德”，但在如何“明明德”的途径问题上，儒学内部却出现了陆九渊与朱熹的分歧。象山强调“尊德性”，认为修身须“先立其大”“直指本心”；而朱熹则偏重于“道问学”，强调经由知识学习达到个体德性建设的目的。阳明“知行合一”说的提出，主要是针对朱子的。朱子认为从《大学》“可见古人为学次第”，⑩欲最后达到“明明德”的境界，则须从“格物致知”一步一步往上走，其中，格物致知是求知的工夫，而诚意、正心、修身是力行的工夫。在这样的思维格局中，“知”与“行”就有了分离的可能。由于朱子学在明朝是显学，由他注释的《四书》是科举考试的权威“教科书”，因此在当时，“许多读朱子书的人并不关心什么道德的知识基础，他们只关心考试，得功名，做官”，“朱学的传统跟俗学连在一起，不是真的学问了”。(11)这表现在儒家学理上，就是“知”与“行”之间出现了割裂，从而导致知识界“言行相违风气大坏”(12)的状况。正是基于这样的状况，王阳明提出了他的“知行合一”说，强调“知行工夫本末本不可离”“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13)等观点。阳明学在晚明盛极一时，将“尊德性”的思想传统发挥到了极致，但恰恰也就在这时候，“道问学”的传统从阳明学内在的矛盾中触底反弹，从而开了清代考据之学的先河。(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