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772/j.issn.1000-0135.2015.006.001 1 引言 人类从有“自我意识”以来,可能就有了“情报”的“情结”。而且,这一情结始终挥之不去,从战争到和平、从原始到文明,伴随着人类一直发展到今天。然而,直到近代,情报只是作为一项活动或工作在进行,成为一门科学,在世界范围也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1,2]。在中国,情报作为一门科学技术,更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开始的事业[3,4]。 何谓情报?钱学森的定义为:“情报就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所需要的知识,这里头包含了两个概念,一个就是它是知识,不是假的,乱猜的,应该是知识。再有一个呢?它是为特定的要求,也就是为了特定的问题,所以,及时性和针对性是非常重要的”[4]。简言之,情报就是为了特定目的而获取的具有相当针对性和及时性的知识。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半世纪来信息科学与技术的革命性跨越,也使情报理论与手段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目前为止,情报技术的发展大致可分四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之前的人员情报(Human Intelligence, HUMINT),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信号情报(Signal Intelligence,SIGINT),苏美冷战时期的图像情报(Image Intelligence,IMINT),以及网络时代的开源情报(Open Source Intelligence,OSINT或Network Intelligence,NETINT)。我们认为[5],由于当前信息量的指数型“爆炸”式增长,已经引发了整个社会对“大数据”价值和智能技术的强烈追求,加上人类对“政治是战争通过另外一种手段的继续”之“逆”克劳塞维茨断言的时代需求和趋势,无论是在国防军事还是在社会经济领域,情报工作将从目前的通过人员进行分析为主要内容的信息情报,通过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特别是知识自动化技术,过渡到自动情报,进而迈向智能情报的时代。 近年来,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等智能科学与技术引起了社会和产业界的极大关注。从美欧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工业4.0到中国的创客与互联网,新兴的智能产业正开始改变整个社会及其经济的结构与生态。在理念上,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新时代、新体系;在学科里,我们必须发展新理论、新方法;在实践中,我们迫切需要培育新技术、新产业。趋势表明:继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网络化之后,我们正迅速进入第五个技术发展阶段,即为以虚实互动为特征的平行化智能时代;而情报,从国防军事、社会经济到个人的信息服务,都将在此新阶段中变得日益重要并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情报科学的体系,尽快建立适合时代特征的情报理论与方法。本文将就平行时代的平行情报体系,即情报5.0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多的情报专业工作者的关注,促进这一学科的加速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2 情报的本源:波普尔的三个世界与默顿定律 人类对于情报的情结,源自于本性的需求:化不定为确定、归多样于一统、使复杂变简单。这一古老而永恒的愿望,也正是当前复杂系统和复杂性科学研究的焦点。因此,在过去复杂性科学本身没有得到本质性的重要突破之前,情报科学自然也难有重大的突破和进展。 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的许多军事与政治斗争中,情报工作都是取胜的法宝,特别是“以弱胜强”的利器,其重要性在各种军事或管理经典中已有诸多体现。例如,《孙子兵法》中强调“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军事行动必须“知战之地,知战之日”,“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情报协助其达到“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的境地。最后的境界就是:“形兵之极,至于无形”(见其《虚实篇》、《谋攻篇》、《九地篇》和《作战篇》)。《管子》也强调:“蚤知敌,则独行”,要求“治民有器,为兵有数”,认为必须“察于先后之理,则兵出而不困。通于出入之度,则深入而不危。审于动静之务,则功得而无害。著于取与之分,则得地而不执。慎于号令之官,则举事而有功”。最终达到“察数而知治,审器而识胜,明谋而适胜,通德而天下定”的灵捷、聚焦和收敛的地步。显然,《管子》中一再提出的数,不但是“心中有数”之“数”,更是要求有足够的数据、充分的制度,从而能够“量化”管理之“数”。 按照美国情报学者的传统观点,美国是一个彻头彻尾依靠情报获得独立并合众建邦的国家。开国总统华盛顿被称为美国情报史上第一人,“第一位中央情报主任”(First DCI,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亲自组建了美军的第一个情报机构“Knowlton's Rangers”和美国的第一个地下特工网络“Culper Ring”[6]。美国关于情报科学的研究,起步于军事情报,发轫发展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期间,兴盛成熟于八九十年代,转型变革于21世纪初,无论军事还是商务,至今仍以网络信息战和大数据解析为核心,不断开拓、蓬勃发展[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