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世界都要举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一些国家的元首将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亲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中俄两国也要共同举办一系列活动。 众所周知，中俄两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而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8年多的时间里，在日本侵略势力猖獗的东方，是中国独力抗战，支撑着东方反法西斯斗争的战场。 这方面的研究论著很多。俄罗斯对中国抗战史的研究，是一个相当大的题目。此文只能简述近十多年来俄罗斯的研究特别是史料方面，重在介绍因新史料的出现而引发的某些值得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近十多年来，俄罗斯学者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即中国抗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从中能够看出俄罗斯学界的动态。为了解其变化，首先需要做一个极其粗略的回溯作为铺垫或衬托，以说明某些重要问题在并不缺乏史料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得到客观阐述。 苏联时期，这类方面的研究论著有一定的数量。 最基本的文件见于苏联外交部所编的24卷本《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涵盖年代是1917～1942年，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出版，从1958年开始至2000年出齐；此外有苏联驻华使馆一等秘书编辑的《苏联、斯大林与中国命运》(莫斯科：历史思想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和《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多卷本大型档案文件。 专著类有季托夫：《为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5～1937》(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奥夫奇尼科夫：《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尤里耶夫：《20～4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的中共武装力量》，1981年版。 重要回忆录有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大使回忆》(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崔可夫：《军事顾问出使中国纪事》(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回忆录集有《中国旅程1937～1945》(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在苏联时期，由于苏联史学的意识形态化或曰布尔什维克党化，即使有足够的史料，一些重要问题也遭到屏蔽或片面阐述。如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咄咄逼人，中国急需全国团结抗日，但苏联和共产国际依然从“世界革命”的角度，把国民政府置于被推翻的地位。在外交上，苏联对中国继续推行其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谋求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改善关系，设法保障苏联东部边境的平安；另一方面又通过共产国际支持中国的革命运动对抗并试图推翻取代这个政府。最明显的是1932年10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12次全会。在这次全会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号召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因为此时的“蒋介石仅仅是向国际联盟发一些电报哀求后者主持正义”，并不认真抗日(参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12次全会速记记录》，莫斯科：党务出版社1933年版)。 在同一年，国民党从国家利益和世界局势考虑，决定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在1932年12月12日由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颜惠庆与苏联代表李维诺夫换文，仅仅用10分钟就交换了复交文件，是日下午5时成为中苏关系上的重要转折点，中断三年的中苏外交关系得以重续。 但是两国关系并不和睦。在中国遭到日本侵略的形势下，在上海发生一·二八抗战的重要事态后，共产国际号召全世界人民“保卫世界革命的根据地”苏联，要求“中国工人奋起回击资本的进攻”，从而激化了中国的劳资矛盾，“任何经济斗争都发展成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斗争”。至于中国抗战，共产国际立足于让中国共产党立即掌权，相信它“定将在帝国主义反苏和反华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12次全会速记记录》下册，第22页)。为加速中共掌权，共产国际让中国无产阶级通过组织罢工运动等立即实施对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共产国际向世界共产党传达的声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要支持中国人民反蒋和倒蒋。文件称国民党一直在镇压共产党领导的罢工，1931年镇压了73万人的罢工，1932年头4个月受到镇压的就有43万罢工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12次全会速记记录》下册，第168页)。 共产国际的政策激化了国共关系，国难当头时，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依然决定“嗣后仍须努力清剿”中共及其红军，使之不“得以死灰复燃”(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蒋介石的政策从“攘外应先安内”发展到“攘外必先安内”，连续以几十万大军“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共产国际的方针有激进之嫌，指导中共“大力发展”中国苏区和争取无产阶级在抗日斗争中的领导权”，导致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12次全会速记记录》下册，第175页)。 其间，中东铁路再起风波，不仅有伪满洲国的出现，而且因苏联决定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日本，伪满洲国事实上得到苏联的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益发有恃无恐。中国有人愤怒指出“国联各会员国，尚无一国承认伪国为独立国”，苏联的做法与其宣传的“爱好和平之愿望相反。”(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舆论认为这是苏联昧于法律之观念，蔑视中国主权。 受意识形态的左右，苏联史学长期以来延续着的观点，无非是蒋介石不抗日、反共，共产国际促成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奥夫奇尼科夫：《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然而，这样的结论似是而非。1931年开始的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历史，在苏联史学中一度云遮雾障或出现一个断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