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战败和中国革命的冲击，日本学界在对侵略战争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同时，一直努力寻求着世界和平与日本社会民主化道路。在这种思想实践中，一些史学家主动选择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日本有关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党史的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为止都是一个热门课题，主要的成就包括对政治过程、社会经济情况等问题的分析，阐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中共要树立的政治权威和权力结构，以及根据地建设的实际情况等方面。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以中共为中心的革命史观、阶级斗争史观得到重新审视，研究题目呈现多样化发展，中共历史研究的视角也随之而改变。即从“革命为什么成功”转变到“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关中日战争时期中共的作用，不再是重点关注的问题。如《日中战争の国际共同研究》共5卷(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2011年、2014年版)所刊载的77篇专题论文中，以中共为专题的仅有3篇(其中2篇为中国研究者撰写)，在国共关系等方面涉及战时中共问题的有5篇。与此同时，对国民政府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方面的评价呈现提高的趋势，战时中共统一战线的成就渐次相对化，中共的活动被置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社会各阶层等独立角色间的协作和矛盾当中进行研究。重要的是，这种实证研究的方向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如今井骏《中国革命と对日抗战》(汲古书院1997年版)汇编了其1975年至1995年间发表的论文。该书明确指出中共有关农村根据地“定论”的矛盾，并以苏维埃革命路线的失败为前提，论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历史情况。该书还指出“抗日民主政权”在定义上的矛盾之处(将地主包含在革命政权的队伍)，探讨在“联合民主独裁”下的地主阶级由工商业的投资家转变到近代资本的方向问题。 在20世纪80年代后对国民政府评价日渐提高的声势中，国民党为何最终丧失政权和中共为何革命成功的原因让人费解。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重新活跃起来，很多学者都集中在战后内战时期到建国初期，也有将抗战和内战联系在一起分析的。总之，日本对战时中共党史的研究，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视角、方法、对象多样化的趋势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从20世纪末开始近10多年来的主要研究动向，大致归纳有如下几个方面。 关于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关系，不少研究从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动、中共内部以及各种政治社会势力的协作和博弈当中，重新进行解释。西村成雄《20世纪中国の政治空间》(青木书店2004年版)一书，以国家建设与民族·社会整合的角度，从权力正统性的视角探讨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他认为，由于采取了统一战线的政策，根据地从“地域权力”转变为了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通过“三三制”的执行得到边区社会的认同，获得了权力的正统性。田中仁《1930年代中国政治史研究》(勁草书房2002年版)，通过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中共中央、党内各领袖、地下党、共产国际、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知识分子等动向的分析，打破旧有的“党史”框架，重新评价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与发展。由此可知，中共的政策转变是通过中共组织上的转变和党内的争议以及摸索多方面可能性之后做到的。 安井三吉的《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抗战期の地域权力》(西村成雄编：《ナショナリズム》，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版)一文，将民族主义作为调节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一种模式，探讨了陕甘宁边区的政权问题，认为蒋介石主导了国共谈判，双方的谈判是由苏联调停开始的。井上久士在《抗战时期の国共关系と国共交渉》(石岛纪之·久保亨编：《重庆国民政府史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版)一文中指出，在国共谈判中，对国民政府来说国家统一和军事指挥权统一是不可让步的条件，但中共实际上维持和扩大了其独立的军队和控制区，国家和军队的统一问题未能解决，但也不能忽略国共合作在推动抗战的重大任务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邹灿的《卢沟桥事件とその后の中国共产党》(《现代中国研究》第32号，2013年)认为，以卢沟桥事件为契机，中共希望推动国共谈判以保持自己的正统性和发展空间，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与国民政府的利益相对立。三好章所著《摩擦と合作》(创土社2003年版)认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发表的《论新阶段》文件，实际上宣布了采取“不怕摩擦而扩大根据地的路线”。菊池一隆的《中国抗日军事史》(有志舍2009年版)一书，分析了中共的游击战略，认为国共两党都认识到在持久战中坚持游击战的重要性。他认为，毛泽东所说的正规战，就是游击战进一步发展形式的运动战，也即国共两党以全民武装形式展开广义游击战，以抵抗日本侵略。 不少日本学者将宪政建设视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被高度评价的根据地民主建设也被纳入了这一分析框架中。味冈徹的《共产党根据地の宪政事业》(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中华民国の模索と苦境》，中央大学出版部2010年版)一文提出，中共为了对抗国民党宪政建设的进展，加速了根据地的宪政建设，毛泽东的权力观肯定了多数者对少数者的统治，与由宪法来制约国家权力的立宪主义有所不同，但根据地在实现广泛阶层的政治参与方面，走在了国民党的前面。 关于中共的领导权问题，田中仁的《日中战争初期におけゐ中国共产党の党军关系につぃて》(西村成雄、田中仁编：《中华民国の制度变容と东アジア地域秩序》，汲古书院2008年版)一文，通过对年谱、组织资料、电报等史料的分析，阐明了延安整风前中共中央采取的集体领导情况。三品英宪的《1940年代におけゐ中国共产党と社会》(《历史科学》第203号，2011年)一文，将整风运动以后确立的“向群众学习，跟着群众走”的“群众路线”的内涵，总结为形成了毛泽东拥有有关“群众”的决定权、解释权的过程。“党的生日”的决定过程也反映了在党内树立毛泽东权威的过程。石川祯浩的《思ぃ出せなぃ日付》(小关隆编：《记念日の创造》，人文书院2007年版)一文，阐明了抗战初期在毛泽东倡导下将中共生日指定为“七一”的过程，强调中共通过有组织性地确定“七一”“七七”纪念日，旨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强调其正当性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