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5)06-0122-09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林徽因已然成了通俗言说与学术研究两大话语持续关注的热点。前者主要是将林徽因当作浪漫言情、传奇佳话中的女主人公，这方面的文字充分体现了消费时代文化生产的特点，在此不作赘评。而有关林徽因的学术研究，又可以分为文学研究与建筑学研究两个阵营。前者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大大超过后者。这些研究固然都很有价值，也为本文提供了基本的知识背景。但是，研究对象的性质往往决定了我们介入其中的方法。林徽因作为一个在20世纪上半叶中西两种文化背景下长成长的新女性，一个游刃于现代中国两个知识场域——建筑学与新文学领域的女学者、女作家、女诗人，她的存在本身实际上具有多重意义，这样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具体学科领域，还进入妇女与中国现代性关系层面。而已有的研究似乎都过分局限于学科背景。因此，本文试图跨越学科界限，并引入性别研究的方法来讨论林徽因的意义。国学大师黄侃说过，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发现，更在于发明。本文显然无意也无力于史料的新发现，只是执意对已有史料的重新串联和解释，梳理出被人们忽略的不同史料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并对这种关联性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以求对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一点新的发明。 一、“穿老鞋走新路”与身份焦虑 林徽因的生命历程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新女性性别主体的成长历程。这个“特别”并不是指五四娜拉式的叛逆。林徽因生于1904年，在她同世代以及前后世代的女性中，特立独行、反抗父权传统性别规范的叛逆女性很多。娜拉式的反叛在那个时代已经不能称为“特别”。林徽因的“特别”恰恰在于她与五四娜拉们的不同。林徽因对待父权传统的态度不如她们叛逆，这最典型表现在她的婚姻上。她与梁思成的婚姻首先是“父母之命”，当然，也不能就此认定说她的婚姻就是旧式的婚姻。从1921年在双方家长的授意下与梁思成确立恋爱关系，到1924年与梁思成双双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1927年正式订婚次年结婚，其间经历了漫长的恋爱过程，似又完全符合五四时期“结婚一定要恋爱，才有意义；没恋爱结婚便无意义”①的时代逻辑。当然了，这样的恋爱过程实际上也是双方家长的安排。如果说，“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是五四妇女解放最重要的诉求，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新女性的主体意识只被允诺于婚姻恋爱这样的私人领域中施展，一旦获得如意的婚姻，便极有可能如《伤逝》中的子君那样“穿新鞋走老路”。而与子君们正好相反，林徽因似乎有点“穿老鞋走新路”，在婚后获得了在当时实属难得的进入公共领域、实现女性主体性的机会。由此可见，历史转型期新与旧之间关系是非常多元的，二元对立革命性的突变之外，还有兼容并蓄的渐变，后者常常更有意义，而前者似乎更容易反弹回到旧的状态。 清末以来男性精英们提倡“废缠足，兴女学”，但这种女子教育的提倡基本是在强种保国的框架下来培养新型的贤妻良母。如梁启超所谓“兴女学”的目的是“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岂不然哉！岂不然哉”。②而林徽因受到的教育显然大大超出“相夫教子”的范畴，是一种培养社会主体的教育。这点在其父林长民带她游历英伦前就说得很清楚：“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务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琐碎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③同样，准公公梁启超似乎也没有把“相夫教子”的教育理念贯穿到儿媳的培养上。这可能与他所秉持的“女子两万万，全属分利，无一生利者”④观念有关，因此坚定地要把林徽因培养成能够创造社会财富的“生利者”。显然，这些细节已然揭示了“新女性叙事”中一再被遮蔽的一些面向，那就是新女性与父权传统之间超越简单二元对立的复杂关系。父权传统并非同质性的铁板一块，而是充满差异与缝隙。正是这样的缝隙允诺了林徽因性别主体成长的空间。很多时候，她不得不辗转于这个传统的规约与缝隙中，不断妥协又不断争取，这使得她独特的成长经历颇有一些“以退为进”的意味。当然，对于林徽因这样骨子里更多接受西方现代文化教养的新女性而言，这种夹缝中的生存不可能让她心安理得如鱼得水，必然对她的心灵造成诸多伤害。在写给终身挚友、哈佛大学著名学者费慰梅(费正清夫人)的信中，她多次以沉痛的口气，谈到旧式家庭的纠纷对自己的伤害：“晚上就寝的时候我已精疲力竭，差不多希望我自己死掉或者根本没有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那早年的争斗对我的伤害是如此的持久，它的任何部分只要重现，我就只能沉溺在过去的不幸之中。”“我遇到许多梁家的亲戚，这对我的身体不利。我感到我的身体已被肢解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再也不能把它集合成为一个整体了。”⑤ “穿老鞋走新路”式的成长经历必然使得林徽因格外感受到新旧两种女性角色之间的冲突。林徽因多次描述过这种“双重角色”冲突：“当我在做那些家务琐事的时候，总是觉得很悲哀，因为我冷落了某个地方某些我虽不认识，对于我却更有意义和重要的人们。”“另一方面，如果我真的在写作或做类似的事，而同时意识到我正在忽视自己的家，便一点也不感到内疚，事实上我会觉得快乐和明智，因为做了更值得做的事——只有在我的孩子看来生了病或体重减轻时我才会感到不安，半夜醒来会想我这么做究竟是对还是不对。”⑥这种角色焦虑实际上是女性主体身份焦虑的一种表现。正如我们前文提到，林徽因所受的教育是培养社会主体的教育，加上才情过人，必然使她在事业方面对自己有很高的期望。但社会并没有为女性提供多少机会，即便是她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女性。一方面是强烈地要介入公共领域、实现女性主体性，另一方面是难以摆脱的家庭角色之累，以及男性主宰的公共领域的似迎还拒。如果说，“焦虑的爆发出现在个人不能实现或被制止实现某一行为的时候”⑦，那么，林徽因的一生几乎都处于这种主体身份的焦虑中。李健吾曾用“时时刻刻被才情出卖的林徽因”⑧一语道破她一生的症结。在她看似卖弄才情的行为背后，正是这种深刻的身份焦虑。林徽因的“好事”是出了名的，一生信奉“少一事不如多一事”，这种颇遭人误解、诟病的“爱出风头”，其实正是她身份焦虑的症候，是她摆脱焦虑、自我命名的一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