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丁玲以其处女作《梦珂》开始登上文坛，不久《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也陆续刊出，迅疾在文坛刮起了一阵旋风。正如当时一篇评论所指出的那样：“丁玲女士是一位新进的一鸣惊人的女作家。自从她的处女作《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等在《小说月报》上接连发表之后，便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①从此，围绕丁玲的评论大量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左翼文学批评界对丁玲始终给以了极大的关注，丁玲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左翼批评界注意的焦点，其蕴含的红色经典意义逐渐生成和清晰，这种情形在早期重要的几位左翼文学批评家阿英(钱杏邨)、冯雪峰和茅盾的评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对丁玲的评论既有合理的历史内核，初步展示了左翼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成绩、特点，但很多时候也带有早期左翼文学批评的幼稚和偏颇，对丁玲颇多误读，留下了很深的“左”的痕迹。而这种批评模式在后来的文学实践中更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人们反思。 钱杏邨早年是“太阳社”的重要成员，曾经以《死去的阿Q时代》一文在批评界一鸣惊人。钱杏邨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深受当时国际上流行的“拉普”和“纳普”理论的影响，用所谓无产阶级文学教条理论来剪裁丰富的文学现象，在对许多作家的评论中都典型体现出“唯我独革”的心态，而《死去的阿Q时代》这篇文章也集中反映了钱杏邨激进而又偏颇的文学理念。他武断地把文化批判从思想领域引入到文学领域，以作家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立场来划分阵营，把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看成革命文学的对立面，宣称：“不但阿Q时代是已经死去了，《阿Q正传》的技巧也已死去了……这个狂风暴雨的时代，只有具着狂风暴雨的革命精神的作家才能表现出来，只有忠实诚恳情绪在全身燃烧，对于政治有亲切的认识，自己站在革命的前线的作家才能表现出来！”②然而这样一篇充斥许多错误观念的文章竟然被当时的“太阳社”吹捧为“实足以澄清一般的混乱的鲁迅论，是新时代的青年第一次给他的回音”③。可见钱杏邨的批评在当时已有相当的影响。随后钱杏邨在对茅盾、叶绍钧、陈衡哲、凌叔华、苏雪林、白薇、庐隐等许多作家的评论中都沿袭了这样的批评模式，即把作家的阶级立场放置在首要的位置，要求作家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创作原则，他对丁玲的评论自然也无法跳出这样的模式。 丁玲在文坛刚刚产生影响的时候，就进入到钱杏邨的批评视野，丁玲作品的时代性和独特性引起了他的特殊兴趣。1929年，钱杏邨在《海风周报》上发表《〈在黑暗中〉——关于丁玲创作的考察》一文，这篇文章也是丁玲研究出现的最早一篇论文，着重对丁玲刚刚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进行了评论。在此基础上，钱杏邨又在稍后以“钱谦吾”的笔名发表《丁玲》一文，此外，钱杏邨还曾经在《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关于〈母亲〉》等文章中对于丁玲的小说《水》和《母亲》做过评论。在这些评论中，钱杏邨一方面展现出了他敏感的文学嗅觉，比较准确地指出了丁玲创作的独特价值；但另一方面，他某些地方流露的文学感悟能力又常常被他信奉的机械唯物论观念所窒息、扼杀，呈现出“扭曲现实”的脸谱主义，因而他对丁玲的评价很多时候是不客观的，对作家更多的是责难而不是理解，这种盛气凌人的批评自然难以经受历史的考验。 在钱杏邨看来，丁玲之所以迅速在文坛上崛起，取代了以前冰心、庐隐等女性作家的位置，很重要的一点是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中贡献出了一群性格独异的新女性。他说：“这几部创作，是一贯的表现了一个新的女性的姿态，也就是其他的女性作家的创作中所少有甚至于没有的姿态，一种具有非常浓重的‘世纪末’的病态气分的所谓‘近代女子’的姿态。”④对于丁玲出色的描写能力和把握人物精神世界的能力，钱杏邨也颇为欣赏，他说：“作者似长于性欲描写。那种热情的，冲动的，大胆的，性欲的，一切性爱描写的技巧，实在是女作家中所少有的。”⑤他进而把丁玲笔下女主人公的精神特点概括为：“她们的生活完全是包含在灵与肉，生与死，理智与感情，幸福与空虚，自由与束缚，以及其他一切的这样的现象的挣扎冲突之中，而终于为物质的诱惑所吸引，在苦闷的状态的内里，陷于灰心，丧志，颓败，灭亡……”⑥这些语言是批评家在直接感悟作品、进入作家心灵世界后的真实显露，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钱杏邨作为一个评论家毕竟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眼光。就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作为最早一位新兴文学的研究者和批评者，钱杏邨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视野并不狭窄，他的批评尝试涉足于一个相当广的范围……这种广泛的研究和阅读培养了他的艺术鉴赏力。”⑦因而，我们看到，当稍晚丁玲因为创作长篇小说《母亲》而遭到某种指责，批评这部作品主题“太模糊，不亲切”等诸多缺陷时，钱杏邨倒是站出来为丁玲辩护，批评那些评论者“理解太机械，没有理解得‘艺术形象化’的意义”。钱杏邨还以少有的宽容说：“《母亲》虽然有缺点，但这缺点并不能掩饰它的优点，在1933年的中国文坛中，毕竟是一种良好的收获。”⑧钱杏邨对丁玲的这些评论，无疑是评论家在某种程度上忠实于客观生活，忠实于艺术感受、一定程度冲破左倾观念束缚所获得的成就，在丁玲研究中自有其应有的价值。 但是，此时的钱杏邨无论就其总体批评观念还是批评语言来说，都带有浓重的左倾文艺理论基调，是机械唯物论的代言人，庸俗的社会学评论成为其理论出发点，他对丁玲的评论中更是时时表现出了这些典型特征。在革命文学刚刚萌发的时期，钱杏邨就提出了“力的文艺”的口号，“我们不能不应用Marxism的社会学的分析方法”⑨。但“力的文艺”在他这里只是简单的“阶级”的代名词而已。后来他进一步发挥说：“一个普罗列塔利亚作家要想在一切方面都坚强起来，他一定要能够把握得普罗列塔利亚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他应该懂得普罗列塔利亚的唯物辩证法，他应该用着这种方法去观察，去取材，去分析，去描写。”⑩在这种观念指导下，钱杏邨在评论作家时就经常把落脚点放在作家的阶级意识和作品的社会内容上，把文学和生活的复杂关系简单化，文学作品和批评家先入为主的观念是否吻合以及吻合的程度成为衡量作品成败的标尺。钱杏邨的这些批评理论在他对丁玲的评论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这一切都使得钱杏邨的作家评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自己批评观念的附庸，失去了应有的活力，成为左倾机械唯物论批评滥觞时期的代表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