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初期是文学与政治的“蜜月期”①，文学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而新时期文学也是国家意志(或者叫官方意识形态)和文学内在需求“合谋”的结果。随着社会主义政权一同建立的文学体制，彼时仍然十分牢固，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研究者将新时期初期文学体制的功能描绘为：它“集中体现了‘新时期’国家的现代性文化想象和文化意志，在对知识分子合乎其文化意志的文化创造进行鼓励和接纳的同时，它还起到明确的‘边界功能’，即对迥异于国家的现代性设计和文化想象进行了或者是严厉的批评或者是迅速有力地清除的反应和处理。”②这在当时发生的一系列和文学有关的事件中都有所体现，从讨论“伤痕文学”到批判《苦恋》、从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到“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等等，体制对于文学的规约从未放松。而在此阶段，一份昙花一现的刊物——《时代的报告》的命运浮沉也深刻反映了当时文学/政治的历史状况。 一、高调的出场 1980年3月15日，《时代的报告》第一期出刊。它是部队和地方一些年长的作家、记者合办的报告文学刊物，最初是季刊。在刊物上署名的主编中，部队的参与者是黄钢、魏巍等人，地方上有穆青、康濯、杜宣、梁斌等，都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作家或新闻工作者。创刊号的封面是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斗争场面的油画。一篇题为《我们连一秒钟都不会迟疑》的发刊词正如其标题所言，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刊物的理念和立场。 首先，发刊词营造了一种世界局势动荡不安、战争时刻都在逼近的氛围，刊物在这样的危机关头创刊，给自己拟定的职责是：“提醒我们的读者，注意霸权主义者的扩张侵略与阴谋颠覆，剖析当前国际紧张局势继续加剧的根源，着力介绍国际间隐蔽战线上反间谍反颠覆的斗争。”由国际局势回到国内，“本刊责无旁贷的任务”是：“歌颂我们伟大的人民；歌颂我们伟大的党；歌颂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正义性！”空间上的跨度不可谓不大，在时间维度上，“本刊编委会决定：本刊的历史任务是：展开时代画卷，描绘时代人物，紧扣时代脉搏，讴歌时代理想。”“把反映时代的强音，作为自己的宗旨和毫不隐晦的职责！”③ 由此可见，《时代的报告》创刊的动力便是要做时代的见证者和代言人，声如洪钟大吕，气势逼人。而在这个时期中国的主流报刊上，除了揭批“四人帮”可以在言语上毫不节制、肆意挥洒之外，已经罕见哪个主题可以用如此突出的调门发声。所有的问题都在摸索、徘徊、讨论之中进行，《时代的报告》此时发出这样的声音，已经显得有些另类，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据徐庆全在《风雨送春归》中提示的材料显示，作家陈登科在1980年4月24日的日记中记载，《时代的报告》创刊号出版不久，即被中央禁止发行，“恐怕是他们吹的太厉害，吹炸了吧。”④当然刊物后来还是解禁了，并且依然延续着创刊号奠定的基调。 既然是文学刊物，发刊词就不仅着眼于大方面的政治形势而论，对于文学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最为鲜明的是关于文学的党性和人民性的表述。发刊词称，“坚决反对把文学中的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更不打算以那种口头上着意宣称的人民性去片面地取代文学的党性。”⑤很明显，这是对于从1979年开始一直讨论得比较激烈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问题的回应。⑥《时代的报告》用明确的话语表达了文学必须坚持党性的原则，之后又援引列宁的典故来加以论证。当时，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口号还没有彻底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时代的报告》的声音，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态度。 对于《时代的报告》这样一份有军队背景的刊物，传达部队的意指和方向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发刊词中强调了，“我们完全同意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不久前召开的全军文化工作会议所提示的：‘光明要歌颂，黑暗要暴露，落后要批评，但应以歌颂为主。’”⑦这是对当时展开争论的“歌颂还是暴露”的问题⑧，发出了刊物自己的态度和声音，也是无需讨论，毫不犹豫。 不仅发刊词中喊出口号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在“思想评论”栏目里，刊物以对具体作品进行批评的方式，实践着它所坚持的理念和主张。如1980年第1期本刊评论员文章《〈在社会的档案里〉向我们提出了什么问题？》，就从具体的剧本作品入手，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批评该剧本的斗争矛头指向整个社会主义制度；1980年第2期田均、梁康的文章《拨开用香烛编织的迷雾——评中篇小说〈飞天〉》，讨论了如何正确理解和深刻反映生活中的阴暗面的问题；1980年第3期陈沂的《关于〈今夜星光灿烂〉》，批评影片没有写好军队的重大题材；等等。 自《时代的报告》创刊号问世后，刊物的社会反响如何，这份“歌颂人民歌颂党”的刊物得到的回馈是什么，是否实现了它在创刊号中许下的宏愿，这都在刊物的后续中自己作出了回答。 《时代的报告》第二期里，首先就在封二刊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原宣传部部长傅钟来信的手稿，并将其拟题为《时代需要这样的报告》全文刊发。 此外，编辑部还专门撰文描绘了创刊号问世后的热烈反响和积极回应。据编辑部的文章称，创刊号问世后，“收到了上千封读者来信”，读者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西安自来水公司水厂、西安秦川机械厂五十一车间、四川乐山、蚌埠中学、北京、上海、山西晋城县金村公社霍秀村、甘肃天水地区小区铁厂生产科、黑龙江拜泉县油料厂、东海前哨小岛部队、湖南邵阳地委党校、西藏拉萨堆龙德庆县……文章截取了读者来信中的赞扬之辞，评价《时代的报告》让人“耳目一新”，是“最喜爱的杂志”，要“向广大青年工人同志推荐”，堪称“神州大地破土的一枝奇葩”，“排队买到”后“不停地传阅”，“读之使人不忍释卷”，是“觅求已久之精华”；文章的描绘中，读者对发刊词更是赞赏有加，说发刊词“讲出了我心里的话”，“完全同意发刊词的全部观点”，“才华何等洋溢，知识何等渊博”，等等。⑨提到与“思想评论”栏目文章有不同观点的来信有十五封，其中三封用恶毒的语调攻击了刊物。全文刊登了其中一封攻击《时代的报告》的来信，信中说刊物的评论员文章“是一摊充满封建残余的垃圾，是‘四人帮’亡魂在现今文坛的再现。”⑩言辞的确较为激烈。编委刊登此文便彰显了《时代的报告》“唯物主义者”的“气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