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通讯》创办于1953年6月30日，创刊号的封面印着“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创作委员会编”；从1955年4月号开始，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室接管了编辑工作，“把现在由创作委员会编辑的《作家通讯》改变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刊”①。该刊是一份内部刊物，在“十七年”期间不定期出版了53期，1964年5月30日出版该年度第1期(总第53期)后停刊，1980年2月复刊。“十七年”时期的《作家通讯》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根据1956年年初的统计，“目前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只有五百三十五人，连分会的会员一起，也才只有九百余人”②，由于刊物仅限于作协会员的内部交流，印数较小，而且刊物还规定“会员刊物，不得外传”和“请勿转载”，传播范围较窄，存世量极少，基本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一直不被关注。这份期刊发表的会议记录、作家来信和中国作家协会的工作计划，都是稀见史料。创刊编辑束沛德在撰写《我与〈作家通讯〉的姻缘》时，“由于十年动乱，作协图书资料散失殆尽”，在作协资料室、创作联络部都无法找到当年的刊物，“只能根据回忆和手边仅有的一点资料，来谈谈当年刊物编辑工作的一些情况”③。正如束沛德所言：“《作家通讯》发表一些领导同志的报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无形中也加重了它的分量”，“这本内刊时断时续，命途多舛，可说是反映风风雨雨文坛的一面小小的镜子”④。《作家通讯》的史料，为深入研究文学体制开启了新视角和新思路。从“十七年”到“文革”，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曲折的历程。计划体制是“十七年”文学制度的枢纽，对计划体制的深入考察和深刻反思，是深化“十七年”文学研究的重要环节，作为历史镜鉴，具有推动和优化当代文学制度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 “创作规划” 邵荃麟在发刊词《关于〈作家通讯〉》中写道：“《作家通讯》将经常刊载作家的来信，报道作家深入生活的体会与经验，作家的创作计划、情况和创作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这样可以使散处各地的作家互相了解，互相讨论，以促进创作上的竞赛。《作家通讯》将报道作家们政治学习和文艺学习的情况和经验、创作委员会和各创作组对于目前创作上主要问题的讨论，以交流作家们的学习经验。此外，有关文学的刊物、出版、教育、研究的计划和情况，全国文协的重要决定和组织情况的报道，也将是本刊内容之一，使所有会员能经常了解全国文协工作的状况。我们要求全国文协各地的会员，全国各地文协的负责同志，特别是正在深入生活或进行创作的作家同志们，经常把自己关于生活、创作的情况和问题，写成短稿或书信寄给我们；并且也希望作家们把他们之间互相讨论创作问题的信件，交给这个刊物发表。”⑤在这段文字中，“计划”和“深入生活”都出现了两次，这两个关键词是理解“十七年”文学体制的两把钥匙。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政府的指令性计划是管理和调节生产要素、资源分配、消费方式的中枢。计划性是“十七年”文学的本质特征，文学生产、资源配置和文学的传播与阅读都被纳入到计划体系中。文学计划体制把服从政治需要、配合政治任务作为目标，通过计划的组织安排来决定文学创作的方式，规划作品的内容、形式和数量，并通过行政性的协调和控制来确保计划的贯彻执行。而“深入生活”的提法，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认为作家有脱离生活的倾向，因而必须“深入”；二是真正的“生活”必须是扎根基层并融入“工农兵”的生活。《作家通讯》发表了不少中国作家协会以及各省市分会的工作计划、作家个人的创作计划和“深入生活”的心得体会，这些在正式报刊上难得一见的材料，是记录和反映“十七年”文学计划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重要史料和证据。 “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成立之后，非常重视文学工作者创作计划和计划完成情况的调查。《人民文学》第一卷第六期和第二卷第一期、第二期刊发了全国文协编辑部发布的《一九五○年文学工作者创作计划调查》，第三卷第五期、第六期和第四卷第一期又发表了《一九五○年文学工作者计划完成情况调查》。全国文协编辑部有专门的说明：“这些同志们都不是专业的作家，因为其他工作，有的完成情况可能与原定计划略有出入，但也有不少是完成了并且是超额了的，这是应该加以说明的。”⑥当时没完成创作计划的情况较为普遍，只有少数作家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对未完成计划或作品质量不高的原因，不少作家进行了分析。王亚平认为，“按数字说我是超任务的完成了创作计划，却也产生了一些粗糙的作品，不像样的作品”；李尔重认为，“我的时间不够用，从未能得到连续三天写作的机会，因此处理问题很感思索之难，如果全国文协能和中央商量一下，使写作的同志每年得到一个月或一个半月的假，就很可以写出点像样的东西。材料多的很，主要是没有时间消化，艺术加工也就困难了。像样的作品，自然不易产生”；陶钝说，“今天检查起来这计划全部流产了”，写出来的差不多十万字都“不是原定计划。写作时完全是被动”，“主要的困难是写作与行政工作的矛盾”⑦。从作家制定的创作计划中，还可感受到作家心境的变化，那就是紧跟时代步伐、配合政治任务。公木在1951年的创作计划包括：“1.毛泽东之歌(题未定)。2.以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帝侵略为主题的诗一首。3.其他配合临时任务的歌词、小诗。”⑧在1951年特殊的时政环境中，杨朔的创作计划包含一种政治优越感：“从去年冬天，我就以记者身份到朝鲜前线做报道工作。今后将坚持这个岗位，一直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帮助朝鲜全部解放为止。我将随时写些通讯、报道、散文等，希望能与当前的斗争结合起来。将来，我打算以中国铁路工人援朝大队为题材，写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几时动手，几时完成，还难预定，要看朝鲜战争的发展如何。”⑨ 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除了对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计划及其完成情况进行调查以外，还根据形势变化，进行配合政治任务的号召、动员和宣传。胡乔木认为：“文学艺术团体应该注意人民、党和政府对于文学艺术的要求，注意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群众、读者、观众、听众对文学艺术工作者这样那样的要求。”⑩1952年3月19日，全国文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文联积极组织文艺工作者参加“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并组织有关的创作。通知号召：“必须有计划地组织较有写作经验的文艺工作者深入斗争，搜集材料，进行写作。必须及时产生描写这一斗争的小说、报告、诗歌、剧本、戏曲等作品，以作广泛有效的宣传”；并要求“必须给予具体的写作任务，并督促按时完成”(11)。值得注意的是，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的计划模式，借鉴和参照了苏联作家协会的工作制度。《作家通讯》第3期发表了“苏联作家协会各创作组一九五二年工作总结专辑”，不妨参看一则原刊于苏联《文学报》上的作家苏罗夫1951年的创作计划：“当你想到你是在人民严苛的监督下，在人民热烈的帮助下，而为他们创作时，这多么令人兴奋而快乐啊！文学与生活，生活与艺术——这一切在现在都合而为一了，这一切都朝向着明天，这一切都‘按照美的规律’日趋完美。”(12)从调查、计划、总结到新一轮的调查、计划、总结，文学的计划体制将作家的创作、学习、生活以及作品的生产、传播、评价都纳入其流程和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