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大周刊》①创刊于1923年2月26日，1927年6月8日出版第120、121期合刊后“无疾而终”，正好与新文学发生期的后半程(1923-1927年)同相始终。由于集结了周作人、俞平伯、冰心、许地山、凌叔华、熊佛西、瞿世英、焦菊隐、刘廷芳、刘廷蔚、于成泽、于赓虞等燕大师生的一系列作品，《周刊》成为彰显燕大师生创作实绩的重要平台，也因此与新兴的现代文学发生了紧密的联系。遗憾的是，随着燕大1952年被取消建制，《燕大周刊》也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中。本文谨以现存《燕大周刊》和燕京大学档案资料为依据，对《燕大周刊》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梳理，力图对燕京大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有所揭示。 虽然《燕大周刊》由于集结了众多作家而与新文学发生了密切的关联，但这种关系在一开始并非有意为之，而是经历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过程。《周刊》创立的初衷，是“以科学的精神讨论学术”，这一点在其激情洋溢的《创刊词》中有着明确的阐述。 其后，编辑部同仁也曾一再申明其“科学与文学并重”的办刊方针并着意宣传征集理工类、科学类稿件，但这些理性的努力并没有遏止《燕大周刊》在事实上“不觉的偏入文艺一方面”②的趋势。《周刊》的最后一任主编姜公伟(允长)，曾对这一“办起来无形中偏向了文艺”③的倾向有过形象的描述： 燕大周刊最初是几位研究文艺者发起来的，最显著者便是现在艺专教授熊佛西戏迷先生，他对于周刊亦犹之乎对于戏剧一样，可说是中了疯魔……所以当时周刊偏重文艺，执笔者有周作人、瞿世英、许地山、谢冰心、李勖刚、李天耀诸先生，当时在中国文坛上很有一部分的势力，同时燕大的精神亦由他们的笔尖射耀出去了。后来董绍明君当编辑，依然偏重文艺，但这是不得已的，因为他项的稿件从来便没光顾过，可见当时同学的兴味集中点，仍然在文艺。 由上文的描述可知，使《燕大周刊》偏离它最初的创刊宗旨而发展为文艺刊物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发起人和主办者“压根儿好文艺”；其二，是“同学的兴味集中点……在文艺”。《燕大周刊》的组织架构包括总编辑和编辑部(编辑部主任由总编辑兼任)、经理部、总务部(最初名为广告部)三部，其五任总编辑均为文学爱好者。第一任总编辑熊佛西(主持1—15期)为燕大校园戏剧的开创者，日后成长为著名剧作家和戏剧教育家；第二、三任总编辑董绍明(即董秋斯，主持16—72期)就读燕大期间即对文学翻译产生浓厚兴趣，日后以《大卫·科波菲尔》《战争与和平》等译作跻身中国一流翻译家之列；第四任总编辑焦承志(即焦菊隐，主持73—96期)，就读燕大期间既是绿波社的核心成员、《京报·文学周刊》的主笔和主编，同时也是燕大戏剧活动的中心人物，日后成长为卓有成就的话剧导演；第五任总编辑姜公伟(即姜允长，主持97期—终刊)也是绿波社的骨干成员及《京报·文学周刊》的编辑和重要作者，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由于上述四人均是对文学有着深刻情感的文学青年，使得《燕大周刊》逐渐背离它“以科学的精神讨论学术”的初衷，而成为一份具有强烈文学色彩的刊物。而这股风气颇得全校同学的认可，“不及三年，燕大周刊社员由十数人发展至三百人，占全校同学总数的三分之二”④。由此，编辑部在1926年10月第97期正式提出将“对于文艺不论创作与翻译，总期有所贡献”确立为《周刊》的宗旨之一，《燕大周刊》开始“自觉”地与新文学发生关联。 《燕大周刊》的作者群主要由燕京大学师生构成，其中，既有在当时备受瞩目今天亦为我们的文学史所重视的周作人、许地山、冰心、凌叔华，也有虽在当时颇有影响但已在我们的文学史中近于湮没不闻的白镛、于成泽、于赓虞、刘廷芳、刘廷蔚等人。为叙述的方便，姑按上述情形进行分类梳理： (一)周作人、许地山、冰心、凌叔华 《燕大周刊》作者群中，分量最重的是在燕大新文学爱好者中具有“导师”意味的周作人。这一点，从《燕大周刊》创刊号的头版头条文章为周作人的《文艺批评杂话》即可见出。《文艺批评杂话》是周作人“言志主义”批评观念的集中阐发，在周氏的文艺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将它交由一份籍籍无名的校园刊物发表，足可见出周作人对其的器重与扶植。此后，周作人又接连在《燕大周刊》发表了《日本的小诗》(1923年3月24日—31日第5、6期)、《新文学的意义》(1923年4月7日第7期)、《日本的讽刺诗》(1923年5月12日第12期)、《新文学的二大潮流》(1923年10月28日第20期)、《女子的读书》(1923年11月17日第23期)等论文。1924年后，周作人在《燕大周刊》的发文数量日益减少，除去为燕大学生刘经庵的民俗学著作《歌谣与妇女》所作序言(第82期)外，仅在周年纪念增刊才有文章发表，计有《〈徒然草〉介绍》(周年纪念增刊)、《〈偷孩贼〉附记》(两周年纪念刊)、《雷公》(三周年纪念号)三篇，均为译文和翻译谈，基本践行了周氏在《自己的园地·序》中所提出的“少作多译”的“胜业”观。⑤ 周作人之外，《燕大周刊》中最令人注意的作者是兼以笔名“落华生”和本名“许地山”向周刊投稿的许赞堃(许地山名赞堃，字地山，后以字行)。他虽是《周刊》作者中发稿数量最多的一位，但多数为以本名整理或翻译的学术史料，如《检讨室检讨》《景善日记：支那宗教史史料》等；以“落华生”笔名发表的文学作品仅有《无法投递之邮件》一篇。该文以第一人称书信形式写成，分别发表于《周刊》第2、4、5、6、7、32、33、34、35、40、41期，连载时断时续长达一年三个月，再加上许地山当时人在国外，真给《周刊》读者一种邮路不通、望眼欲穿的感觉，成为一种别有趣味的阅读现象。在这些信件中，作者通过向十一位由于各种原因无法直接通信的亲友倾诉情感的方式，表达了因“困于爱，整日颠倒于这甜苦的重围中，不能自行救度”(《给琰光》)的痛苦与哀愁。由于文章情感的热烈真挚，有不少选家将其看作真实的抒情散文。⑥在此种情形之下，该文初次发表时的信息便为我们甄别其文体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由该文附注“地山兄的这篇小说原稿很长。从本期起，陆续在本刊发表，盼望阅者细细玩味——佛西附注2.25晚”⑦，我们可以确知它们应属于作者虚构的小说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