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5)10-0091-06 1941年8月25日，延安最负盛名的文艺团体“文抗”(全称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由杨家岭迁往蓝家坪，自此“蓝家坪”遂成为文抗的代称。蓝家坪位于延安城的西北郊，延河从它身边向东南蜿蜒流淌，在宝塔山南麓陡然折向东北，以遒劲的笔力在黄土地上勾画出一个意味深长的“V”字形。在这个“V”字形的另一端，也就是与蓝家坪恰好构成对称的位置，坐落着一个名为桥儿沟的小山村，一座巍峨华丽的哥特式天主教堂使它在荒凉贫瘠的陕北乡野显得格外与众不同，这就是延安最高艺术学府“鲁艺”(初名“鲁迅艺术文学院”，后改名为“鲁迅文艺学院”)的所在地。 “文抗”和“鲁艺”，在许多亲历者的回忆中，是延安文艺界两个凿枘不合的“山头”。这种状况甚至延续到建国以后，即便是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度尽劫波”的双方主要当事人也未能“相逢一笑泯恩仇”。那么，在文抗与鲁艺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隔阂？为什么时过境迁之后还不能达成谅解呢？ 一、“写什么”与“怎样写” 1941年7月17—19日，延安《解放日报》连载了周扬的理论文章《文学与生活漫谈》①。文章着重指出，“新生活”与旧制度下的生活存在着本质区别，前者尽管也有缺陷，但却是它非本质、非主流的方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周扬还借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著中的一个经典表述——“太阳中也有黑点”②。在他看来，作家应该“克制”自己的主观偏见，努力地去“适应”新生活，熟悉它，向它学习，而不是无端地批判它，因为这种生活正在飞快地进步，并孕育着伟大的真理；相反，作家如果对新生活的本质方面和非本质方面不加区别，就会跟不上它前进的步伐，在“写什么”的问题上陷入误区，甚至会产生“写不出东西”的苦闷。 周扬敏锐地注意到，既然“生活”的概念界定发生了变化，那么它的具体内容也将随之发生变化，进而会向作家提出“写什么”的要求。所谓“写什么”，涉及当代文学时期一个意义重大的关键词——“题材”。洪子诚先生认为，进入当代文学时期，“文学‘从属’于政治并‘影响’政治的观点，必然产生对于文学‘规范性’的要求。不仅为文学写作规定了‘写什么’(题材)，而且规定了‘怎么写’(题材的处理、方法、艺术风格等)”③。不过，当时的周扬还没有意识到“怎样写”也同样关乎思想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相比之下，文抗作家对此更是毫无觉悟，他们竟然把“怎样写”作为他们文学观念的一面大纛，比如艾青就曾经说过：“问题不在于你写什么，而是在你怎样写，在你怎样看世界，在你从怎样的角度上看世界，在你以怎样的姿态去拥抱世界”④；“好的批评家不应该先注意作者写什么东西就算完了，更重要的是注意他怎样写”⑤。 周扬的文章引起了文抗作家的强烈不满，令他们尤为反感的是“写什么”、“太阳中也有黑点”等取消作家主体性的论断。萧军、舒群、白朗、罗烽、艾青、丁玲在蓝家坪聚会，针对周扬文章中的观点进行了讨论。会后，萧军受托将主要意见整理成文⑥，本拟在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却遭到婉拒。尽管丁玲对周扬的观点也颇有微词，但或许是考虑到两大文人集团如此笔墨相讥会有碍延安文艺界的团结，故而采取了慎重态度⑦。后来，这篇辩驳文章在文抗的自办刊物《文艺月报》上发表。尽管文章的大量篇幅是针对周扬那种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文风和某些不甚恰当的措辞，但其中仍体现出一种与周扬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例如：“一个真正的作家，无论在新或旧，自由与不自由……的生活里，从广义来说，他们底创作永久是继续着的！才情决没有枯窘的时候。”对照一下周文中的相关表述：“怀抱着那样的爱，和科学的精神，我们深入到生活中去，民众中去罢。不用预先想好主题拟就大纲，编造情节，让生活自身以自己的逻辑来说它动人的故事！”显而易见，差异首先表现在对作家与生活关系的不同理解上，前者强调作家的主观体验——“才情”，以“生活”为其附庸；后者强调客在的现实“生活”，以作家为其附庸。 周扬所谓的“生活”并不是原生态的生活，而“生活本身的逻辑”也别有深意。他在强调“深入生活”的重要性之后，又特别加以补充说：“做一个作家，首先当然是有生活，然而却决不可以为一有了生活，便万事大吉了。更重要的，是要有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能力，一种思想的和技术的武装”。准此而论，周扬所谓的“生活”可以分解为原生态的生活、客在的思想意识和艺术技巧这样三个次概念。三者的关系并不是毫无区分的简单相加，其中“思想”——“进步的世界观”——显然具有至高无上的统摄作用，而原生态的生活和艺术技巧则居于从属地位。换言之，周扬所谓的“生活”实际上是基于某种思想概念的生活，而不完全是具体感性的生活，正如他所说的：“文学的任务，不只是在如实地描写生活，而且是在说出关于生活的真理”。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文抗作家当然也承认进步世界观的权威性，但他们又不同意以抽象概念来取代个体对于生活的感性体验。在他们看来，对生活进行感性和艺术的把握，同样包含着“真理”，与理性的把握方式并行不悖，“殊途”而“同归”。这种态度上的差异，不仅决定了两派作家关于生活真实的不同表述，而且导致了他们在历史意识上的重大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