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选本编纂而言，1979年和1985年是两个重要的节点。1979年前后，恰逢新中国建国30周年之际，国庆纪念活动与对过去30年的社会思潮的反思总结，共同促成了各种“30年选本”的出现，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选(1949-1979)》(8卷)、《散文选(1949-1979)》(3卷)、《诗选(1949-1979)》(3卷)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上中下三册)。而像北京、安徽、甘肃、广东、贵州、吉林、河南、黑龙江、湖南、湖北、江苏、江西、辽宁、陕西、山西、山东、新疆、浙江等省市，在1979-1980年间都出版有各类建国30周年文学选本。这些选本大都是以丛书的形式出版，所选门类主要有小说、散文和诗歌，有些甚至还包括戏剧和报告文学。另外还有如《少数民族短篇小说选(1949-1979)》、《肃反小说选(1949-1979)》等专题文学选本出版。就当时的语境来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学/文化实际上处于新旧杂陈的过渡时期，其突出特点是，所谓“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彼此共存互渗，而“主导文化”①则处于一种摇摆游移状态。这一乍暖还寒的文学气候某种程度上造成彼时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关系上的不明朗，选本编纂以其“作品选读”的方式和对“选”(作家作品的选择及其数量的多寡)的功能的突显(“编”的功能被一定程度弱化)，其实是间接地参与到对当时文学发展进程的推动中去。如果说50—70年代的各种选本，其长篇前言、后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主流意识形态传达、文学规范建立和带有读者阅读引导等倾向性的话，那么建国30周年选本(特别是《短篇小说选(1949-1979)》和《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中那些体现编选意图的前言、后记地位的降低(只保留简短的编选说明或后记之类)则表明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意退出和对“选”的功能的凸显。这是一种无言的批评方式的显现，它通过把建国30周年以来各个时段(甚至包括“文革”时期)的作品并置一起的方式，参与了对建国30周年文学发展的“言说”和判断：“十七年”文学和“三年”(即“四人帮”覆灭后“三年”)文学的并置，两者间构成一种互相阐发与彼此共存的辩证关系，其既能有效建构“十七年”文学传统，重申其价值，同时，通过对“十七年”传统的重申又能以此建构当时“伤痕”写作的合法性。反之亦然。 1985年之于选本编纂的意义是双重的。首先，以1985年为标志，一两年内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文学选本，其中代表性的有李陀、冯骥才编选的《当代短篇小说43篇》(1985)，阎月君等编的《朦胧诗选》(1985)、《探索小说集》(1986)、《探索诗集》(1986)、《探索戏剧集》(1986)和《探索电影集》(1987)，贺绍俊、杨瑞平编选的《知青小说选》(1986)、《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1986，4册)，等等。在这之后，又有一系列命名新潮的选本涌现，如张学正、张志英等编选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新潮丛书”(6册，1988)、“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8册)，李复威、蓝棣之主编的“80年代文学新潮丛书”中的《褐色鸟群——荒诞小说选萃》(1989)、《世纪病：别无选择——“垮掉的一代”小说选萃》(1989)，程永新编选的《中国新潮小说选》(1989)，等等。其次，各个思潮选本都把1985年前后视为“80年代”文学的分水岭： 小说的真正繁荣，确是近几年中形成的，一九八五年小说多样化方面的成就尤其明显。由小说激起的许多理论课题，也以这一年最为突出和频繁。一九八五年，既是前几年小说观念变化酝酿的结果和总结，又是进一步向未来发展的开端。② 新时期文学发展至一九八四年前后……一些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一些对自己的创作表示不满并认真进行了反思的作家，渐渐脱离了“群体”。(省略号为本文作者所加)③ 1984年以后……一种新的同时也更为大量的现象则是注重个人想法、形式、技巧的小说广泛出现，由此开始了一种多样化的、试验性的小说时代，现实主义技巧明显陷于孤立，干预生活的观念走向衰微。(省略号为本文作者所加)④ 如果说1985年前后确实呈现出文学新变的局面的话，思潮选本在这之后的大量涌现表明，选本编纂作为一种批评方式已积极参与到对当前文学演变的推动与文学新潮的建构中去。就选本编纂的独特性而言，这一推动和建构作用主要表现在“选”和“编”的互相阐发上。在思潮选本中，这一辩证关系主要体现在对所选作品的归纳、命名和建构上，其中命名是关键。其一般的做法是，先介绍命名的理论背景，比如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荒诞派小说》前言部分，先介绍西方荒诞派的特征，然后论述荒诞派如何引进中国文坛，进而构筑中国文坛中荒诞派接受的路线图。这一“三段论”式的结构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意识流小说》、《褐色鸟群——荒诞小说选萃》、《世纪病：别无选择——“垮掉的一代”小说选萃》和《缤纷的小说世界·荒诞与黑色幽默小说》等选本中都有集中呈现。但这一归纳诸功能又与一般的文学批评实践不同，首先，这一归纳是为命名服务的，其次是必须要有同一倾向的数量众多的文本支撑，否则便不可能有选本的出现。可见，命名和所选作品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互为前提和互相阐发的关系，在这当中，命名的准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自圆其说。这样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各个思潮选本间命名上错综复杂(如“象征主义小说”、“荒诞派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民族文化派小说”、“‘垮掉的一代’小说”、“结构主义小说”等)而收入作品却有很大的重叠这一矛盾现象的产生了。同时也要看到，思潮选本中归纳、命名背后建构文学传统的客观意图所在。思潮选本的归纳、命名一方面是为了构筑思潮流派，另一方面也是在建构作家创作的“传统”脉络，以此肯定作家的创作：作家创作的价值正在于其作为文学传统的其中之一分子。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对“传统”有精彩的论述，特别适合思潮选本中“传统”的建构作用这一点上。“传统”首先“涉及一种历史感”，“这种历史感迫使一个人不但用铭刻在心的他们那一代人的感觉去写作，而且他还会感到自荷马以来的整个欧洲文学以及处于这个整体之中的他自己国家的文学同时存在，组成了一个共存的秩序。这种历史感既是永恒感又是暂存感，还是永恒与暂存交织在一起的感觉，就是这种意识使一位作家成为传统的。与此同时，它使得一位作家敏锐地意识到他在时间中，在同时代诗人中的位置”⑤。思潮选本的前言、后记中援引自西方思想资源的脉络，并不仅仅意在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更在于建构作家创作上的“共存的秩序”(即传统)，以此肯定、鼓励并推动作家的创作新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