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总体性的历史已经不可挽回地终结了。遥想当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宏阔与笃定令人念念难忘，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以偶然性和不可知论相号召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才大行其道。自此以后，新世纪文学的历史叙述便不得不在“历史化的极限”①之处苟延残喘。其间的缘由固然在于：一方面，历史作为文学的顽固癖好，执着证明着只有历史的在场，才是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的完美保障；另一方面，历史的庄严表述早已在文学的千疮百孔之中变得举步维艰。因而如何在纯文学的范围内书写历史，把握重大的历史事件与历史记忆，在文学性与历史性之间艰难抉择，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作家固然对旧有的历史叙述心生不满，试图以自己的体悟“重构”历史，而复杂的20世纪中国恰好又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于：新世纪以来的当代作家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书写历史，但其具体的呈现却难以令人满意。比如我们从几成经典的《受活》《生死疲劳》《古炉》《蛙》《天香》《四书》等重要作品中，已然可以看出，作家对历史的理解与判断其实相当简单，他们对某一历史场景、历史事件所包含的意义缺乏深度的分析，只是遵循一般大众化的批判观点，基本的叙事也是在人云亦云的观念中敷衍而成。即使作家对历史场景和人民苦难进行正面叙事，依然只是在常识性的历史基础上进行展示，将文本中的历史视为一个静态的、概念化的、有固定结论的背景，没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发现。具体来说，就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而言，大体有以下几种历史书写所体现的倾向值得人们重视和检讨。 一、“个人化”与怀旧的碎片 这种写作方式往往在“碎片化”与只言片语的历史中抒发怀旧情怀，从而以个人史叙述消弭整体的历史。它总是以历史的名义，在虚有其表的历史标识中突显个人记忆，或者在个人记忆中掺杂历史片段和怀旧情绪，使整个叙事显出历史的韵味。在此，历史最多只有一些片段的意义，标识着一种空洞的在场，比如最近被人热捧的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小说写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上海的市民生活，写的是与个人记忆相关的日常叙事，在怀旧的情绪中极为深情地书写旧年的风景和器物，其精细度较之王安忆的《天香》更甚，就此也将上海怀旧的情绪推到了极致。小说写到“白相”、写吃酒，看《万有文库》；写跳舞，看电影，甚至搞腐化，一切都无比繁复而精致，也有泥沙俱下的时尚与欲望。 《繁花》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开始读起，因为故事是像繁花一样盛开着。小说缺乏一种向前推进的动力，它只是不停地叙述，一个接着一个的人物，一个接着一个的故事，不停地讲。小说书写上海地域文化背景中不同阶层人的成长，在怀旧的氛围中再现过去年代的日常生活，进而将风俗史和日常生活史巧妙地呈现出来，这固然令人感到惊喜，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从中看到太多整体的历史，或者至多只有一个轮廓，其间布满了一些闪亮的碎片。小说也写到了六十年代，但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六十年代的记忆仿佛只是工人新村厕所单元里布满孔洞的板门，再或者只是“破四旧”批斗“香港小姐”时年轻中学生的兴奋和欲望。或许作者从来就没想过要再现那个年代，而只想打捞一些闪亮的碎片，带给人有关“昨日重现”的绝美幻想。因而对这个时代的历史叙述，从来就不能要求太高。正如贾平凹所言：“有人说过，小说就是个回忆。作家写作留下那份资料，让人们看到人世的沧桑，世态的变化，也就可以了。”②在此，金宇澄《繁花》中大张旗鼓的叙述，那些无数细节所堆积的历史再现，其实只是为了让人感慨一下时代的沧桑，而与历史本身毫无关联，这种奢侈的想象不禁令人认真思索小说的意义。难怪有人批评其作“细致体贴的沪上风情文过于质”，而“呈现出满纸骸骨迷恋者的颓败性颤动”③。 同样是写历史与个人记忆，相比较而言，昔日的先锋作家马原时隔二十多年后推出的长篇新作《牛鬼蛇神》的历史意味则更加淡薄。小说开篇便是文革大串联的故事，它以一位13岁男孩“大元”的视角展开的故事，却与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臧否全然无关。包括那个耸人听闻的标题，也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荒谬年代划清了界限，因而作者试图表达的具体内容便一目了然了。 尽管从余华的《兄弟》，到苏童的《河岸》，再到如今马原的《牛鬼蛇神》，当年的先锋派小说家在蛰伏多年之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以“文革”的故事开启长篇，但马原无疑更加淡化了历史的意义和叙事功能，完全沉浸在青春与成长的故事之中。在此，文革只是一个虚置的背景，历史也徒有其外表，并无实质内容。对于《牛鬼蛇神》中“文革大串联”来说，其绝对的意义恰在于标定一位青春少年走向自我生命的起点。就此，《牛鬼蛇神》对于马原来说，或许在于缅怀失去的青春，追忆逝去的年华，重新体味一个人独自面对世界的最初经验。于是，叙述(或者写作)便成为了追忆个人生命的仪式，用王德威先生的话说，就是：“写作(叙述)不只是个除魅的仪式，也是一种招魂的方法。写作引领我们一次又一次进入记忆的深渊，在其上洒下不同的亮光。”④ 因而，《繁花》和《牛鬼蛇神》这两部小说，一个是无尽的怀旧，一个是一味地书写个人记忆，二者都在表现历史方面不同程度地打了折扣。相反，韩少功的《日夜书》要做得好一些。《日夜书》虽包含着韩少功个人的青春记忆，但也提供了一代人的精神生活。这部小说与既往的知青题材有很大不同，它既没有渲染知青的苦难，也没有夸大他们的理想主义情怀，而只是书写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各自不同的命运遭际，尤其是还囊括了他们的当下命运。当然，这些命运遭际中也有苦难的因素，但并不是小说的重点。就像韩少功说：“为文学尽可能提供一些新的形象，是创作的应有之义。我描写这一代人既要避免‘表功会’的夸张，又要避免‘诉苦会’的滥情，那么当然需要拿出复杂一点的人物，给读者的判断增加一点难度。”⑤由此也可以看出，《日夜书》似乎对历史有一种超然的态度，看不到太多的怨恨，更多是缅怀自己和一代人逝去的青春。小说也有对大历史中小人物不同命运的唏嘘喟叹，比如马涛这位“民间思想家”，他所遭受的体制性迫害，以及因这种迫害而获得的自以为是的正当性，确实具有典型意义。它不仅是一种对“青春”进行祭祀的写作，也别开生面地呈现了一个时代，写出了一代人的怅惘和幸福。现在看来，像韩少功的《日夜书》这样既包含着个人的青春记忆，但又提供了一代人精神生活的作品并不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