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界”的出现与启蒙“空间”的开创 “现代性”可以说是李欧梵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从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开始，再到《现代性的追求》《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都是其致力于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多重面孔的研究实绩。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李欧梵以现代性的多副面孔，甚至可以说是现代性的“颓废”面孔，去消解“五四”以来的“感时忧国”以及“左翼”的革命叙事。 早在李欧梵为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写“中国文学”这部分内容时，他就已经开始用“现代性的追求”来概括从1895年到1927年这三十余年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了。在李欧梵关于“现代性”的理解中，他首先注意到了“物质”对于“现代性”产生的重要意义。李欧梵所谓的现代性生活的“物质”基础，主要包括出版印刷、文化媒介、街道建筑、商业等一系列的内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也正是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孕育、催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多数的现代中国作家，因为背负着“感时忧国”、关心民众疾苦等社会历史使命，而无暇顾及这种现代性的物质生活基础，“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五四’作家为了启蒙、为了改良、为了写实，都写了很多农村的东西，比如鲁迅就写了知识分子和农民的沟通，这是‘五四’的思想模式决定的。可是，非常有意思的是，这种文学模式并没有顾及它背后的产生环境，它的产生环境反而是以上海为主的半中半西的都市文化，尤其是印刷文化，只有在这里，才有所谓现代性的物质生活的基础。”①李欧梵算是比较早的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向前移至晚清的一位学者。在他看来，在清末民初的近二十年时间里，中国的文学已然是具备了“现代性的”若干形态了。而印刷、媒介的发展则成这种初具现代性“萌芽”的文学产生的重要的“物质基础”。 周策纵在他的《五四运动史》中，就曾谈及晚清时的一些报刊，对于推动白话文推广以及促生“文学革命”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一些有学问的改革者和外国传教士们在出版杂志、报纸和发表其他作品时，开始使用白话文。”②李欧梵也认同周策纵的看法，并且在他的研究中具体地探讨了晚清以来的媒介，尤其是报业的发展，对于“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他认为，晚清以来，出现的“非官方”的报纸，不仅有为那些致力于“改良”的志士仁人提供了广开言路、广议时政的“政论性”刊物，而且在通商口岸创办的一些“非官方”的报纸，还别辟蹊径，创办了“文学副刊”。这些文学副刊，在“正刊”众议时政，进行政治的言说之余，文学副刊则在家国大事之外，开始关注“消闲”“游戏”等娱乐性的内容。随着这些文学副刊阅读者数量的不断增加，在其上刊载的文学的影响也是与日俱增，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大众文学”③。在这股新的“大众文学”的浪潮中，最有影响力的算是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杂志。在《新小说》上，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大力倡导新小说，将小说的作用提高到一个无以复加的位置，为日后的文学革命，也算是创造了重要的舆论影响：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量支配人道故。④ 伴随着新的媒介的产生，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日渐稳定的读者。报刊的发展与读者的要求，也培育出了一个稳定的作者群体。这些作者发展壮大，构成了李欧梵所说的“报刊文人”，这些“报刊文人”的产生，为“五四”新文学的发生铺垫了重要的基础，“在现代白话文文学随着‘文学革命’出现之前，一种半现代化的大众文学已经取道报业的后门，偷偷潜入通商口岸的文学界。随报附送的或是独立的文学副刊数量大幅上升，读者群不断扩大，为‘五四’时期从事新文学的人开拓了一个市场。”⑤ 在晚清文学中，社会小说是晚清社会的重要小说样式。社会小说抨击时政、揭露现实的黑暗与丑陋。在批判晚清社会、政治的乱象与病象的过程中，也不忘以一种“乌托邦”想象，呼吁晚清政府改革弊制，挽国家民族于危亡之中。在对社会的批判与讽刺中，晚清一代的作家身上，也渐渐地凝聚起了一种历史使命或社会责任感，“清末小说的主题是社会讽刺，对社会和政治所持的批评观念也融入作家内心情感所具有的一种主体自觉之中。社会的基调和情感的旋律通常结合在一起，达到一种情绪上的高度，并且证实作者目的的严肃性。”⑥这种创作的“严肃性”在晚清一代好多作家身上都有体现，即便是那些写言情小说的通俗作家，也有着浓烈的家国情怀。⑦尽管，李欧梵认为，这种“严肃性”并未成为多数言情作家的创作态度。但是，这种“严肃性”还是为日后的“五四”新文学倡导改良社会、革新政治留下了一份生发的土壤。《新青年》就是在这种商业气息与通俗趣味的夹缝中创办起来的。随着《新青年》相继而起的是《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学灯》、《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等一系列倡导新文学、刊发新文学的文学杂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晚清时代的报业发展，为“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媒介”和平台。“五四”新文学也开始逐渐引领起了当时的文学潮流。随着“五四”新文学的发展壮大，围绕在不同杂志之间的作家、学者，也因为各自的思想观念、文学见解、社会理想等方面的不同，进行着组合聚集，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借用李欧梵的说法，就是“文学界”在这个时期内已经开始形成、出现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说“文学界”的出现，是晚清报业发展为“五四”新文学带来的最大的影响和贡献。“媒介”作为现代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它为“五四”新文学取代“旧文学”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言论“公共空间”和发展“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以“媒介”为核心的言论“空间”形成，就为“五四”新文学获取自身的“现代性”，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平台。与此同时，“通商口岸的‘报刊文人’使文学成为一种在商业上确实可行的行业。他们是现代文人直接的原型。新文学运动表示了原始文人大时代的终结，并催化了现代文人的产生。”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