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以“五四”新文学为肇始的20世纪中国新文学，是在“启蒙”的文化思潮语境下庄严登场并派生出自己相应诉求的。启蒙诉求在20世纪文学史上几经沉浮，反复凸显，并以其鲜明的现代性价值取向对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主题建构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启蒙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不存在悖论。事实上，面对迄今为止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已有不少研究者从二者关系角度做了不少探索。可在已有的反思范式里，主导型的倾向依然是将20世纪中国文学和启蒙看做一个同质范畴，似乎文学遇到的问题只不过是启蒙本身遇到问题，只要坚持诉诸启蒙，文学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种研究范式固然对一部分由启蒙问题造成的文学问题的解答富有说服力，但由于回避了20世纪中国文学自身价值诉求和启蒙诉求诸多本体上的异质属性，其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遭遇的一些价值问题的解答依然显得不尽可靠。基于此，本文企图理清的是，启蒙诉求所派生的人性演绎话语和文学本体所要求的人性话语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能否互相取代；启蒙嵌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的是是非非到底该怎么看待；中国文学要进一步向前发展该如何处理和启蒙的关系。 一、并非一体：中国启蒙话语的文学诉求与文学发展的内在诉求 在我看来，20世纪的中国启蒙话语其实是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出现的一个思想文化领域里有特定内涵的独立话语系统，其内在的价值诉求同文学审美话语系统的价值诉求并非等同，二者之间是一种交叉关系，而非一体关系。 启蒙本意是开导蒙昧，使之明白事理。世界史上启蒙运动是指17到18世纪欧洲爆发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文化运动，它是在近代科学发生发展的基础上，受其认知方式启发，将该时代派生出来的理性作为人们认知世界的旗帜，针对中世纪封建传统思想和宗教的束缚开展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17到18世纪的欧洲，一些思想者基于对自身所拥有的理性的信仰，相信他们在对中世纪封建传统思想和宗教束缚的对垒中真理在握，可以“为自然立法”“为道德立法”“为历史立法”，并带领人们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蒙昧走向智慧，从而义无反顾地发起了这场在人类文明史上举足轻重的思想解放运动。欧洲启蒙运动中人们通过对社会、历史、科学、政治、道德等诸多领域的理性探索奠定了人权、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一系列人类社会大厦的现代性基石，开启了历史发展的新走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进步，不过自身也充满许多悖论，其最大的不足在于过分迷恋人在那个时期理性达到的高度，把它看成是完全可以解开一切矛盾直抵人类幸福之门的钥匙。中国的启蒙运动发生于20世纪初期，其时西方世界在享受启蒙运动带来的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对它的反思。由于历史的错位，中国社会正面临的是隔离于现代文明大门之外的、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体制背景，促使社会政治体制现代转型成了当时中国启蒙者所面临的核心问题。面对当时社会上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革命而黑暗势力依旧非常顽固的现实，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总结道：“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①基于这种认知，陈独秀积极呼吁先觉的知识界开展一场对民间的精神伦理改造运动：“今兹之役，可谓为新旧思潮之大激战。浅见者咸以吾人最后之觉悟期之，而不知尚难实现也。何以言之？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盖多数人之觉悟，少数人可为先导，而不可为代庖。共和立宪之大业，少数人可主张，而未可实现。人类进化恒有轨辙可寻，故予于今兹之战役，固不容怀悲观而取卑劣之消极态度，复不敢怀乐观而谓可踌躇满志也。”②因为要对民众进行启蒙，他们需要找到一种能够被启蒙者有效连接起来的工具，文学由于在改造世道人心、影响民众方面“有不可思议之力”，于是被中国的启蒙先驱异乎寻常地重视起来，从而拉开了新文学的序幕。 正因为启蒙运动先驱们完全是基于为建立新型的社会政治框架和促进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功利性目的发起了改造国民文化心理的“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其根本的着眼点在于社会政治问题，这一时代诉求奠定了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文化史上“启蒙”理念有着许多先天的弊端。一方面，作为一场政治革命的补课去寻找文化依据，使得它无法以从容的心态在科学和哲学上全面承接西方启蒙的文化传统，从而为它的展开打下深厚的文化根基；另一方面，由于其在特定环境下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打破与传统的政治模式相表里的封建文化意识形态，这使它在运用一些启蒙所倡导的抽象概念同封建传统文化观念杀伐攻打时，过于迷恋它表面上的优势，没有充分正视其与现实生活对接的复杂性以及现代社会里已经产生的对启蒙的反思经验。当它闯入文学领域时，按照自己需要建立的价值法则和整体的文学所需要的更复杂意义上的审美价值阐释是有距离的。其所开辟的人性演绎内容在抽象地追求和捍卫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现代公民社会政治权利方面，固然拥有比一般性文学审美更集中、更具体的现代性价值指向，但相对于以对社会人生和人性的全面深入发掘和表现为最高价值目标的文学本体伦理诉求而言，价值诉求依然过于偏至和表面化。 这种过于偏执和表面化首先表现在对文学表现题材和内容的选择上。对文学本体而言，文学作为人学，与人有关的社会、历史、文化、生活、人的意识和潜意识等都属于其正常的观照对象。文学应该把尽可能全面深入地表现出其参与人性建构的复杂性作为第一要义，如有论者所指出的：“从根本上说，文学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正是对人的不同言说构成了绚丽多姿的文学图景，这也正是文学与人、人的活动及其生存存在着密切关联的主要原因。”③对中国现代启蒙意识的文学诉求而言，出于自身的目标，它在事实上有一个表现内容的筛选机制，即习惯于选择那些能比较直接地服务于当下社会变革的政治和道德文化意识形态为对象，特别是在启蒙意识观照下对社会历史的前进起阻挠作用的国民性的落后方面，而对距促进社会变革的功利性目标距离较远、在人性建构的社会历史文化链条中作用更为复杂微妙的诸多精神内容和意识内容都边缘化了，甚至无暇对民生的艰难性与多维性进行深层次的辩证体认。以鲁迅的《药》为例，因为要表达的主题是启蒙意识观照下民众的愚昧、麻木、落后，所以作者塑造了以浸透革命者夏瑜鲜血的人血馒头来为得肺病儿子华小栓治病的华老栓；但华老栓一家走投无路的生存疾苦，以及在以原始本能的方式同残酷命运肉搏过程中所具有生命意志和爱子之情等方面深邃的心理内容，就被作者轻描淡写或有意忽略了。再看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看似在最高意义上深得文学与人性关系内在精髓的纲领性文章，如周作人《人的文学》中所理解的人性，从动物性和进化两方面着眼：“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④这的确属于振聋发聩的声音，迄今依然代表着我们对人性理解的最高深度。可事实上，这种本来可以导向对人类灵魂做出更辩证、更深厚人性演绎的认知灵光一旦要被纳入启蒙的范畴时，马上就变味了，它所认可的“人”，只是在社会政治权利意识以及对其它心理文化内容上符合他们抽象的现代概念要求的人。由此出发，大量的与之有违的、或者不一定有违但因为覆盖在传统文化形态下的同样具有复杂内涵的人性表现形态，在他这里不加辨析地成了“人荒”。一言以蔽之，启蒙的文学诉求在表现对象和内容上经过了“启蒙意识”的选择和淘汰，已经远远无法满足深入、全面和客观表现人生人性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