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4月9日的《京报》登出《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那是一篇以披露“真确消息”形式出现的宣传、问罪元作，文章将矛头对准章士钊、马君武和陈任中三人。鲁迅读后，对黑名单上拟通缉人士的职位稍作调查，在4月13日写就《大衍发微》，与揭发内幕的报道呼应，也是意在追查惨案罪责。《大衍发微》列出“三一八”后政府拟通缉人员的姓名、省籍和职务，名列首位的是国民党元老徐谦，他除了担任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和广东外交团代表主席，还是中俄大学校长。名单中另有几位在中俄大学担任要职：陈启修(教务长)、陈彬龢(总务长)、章廷谦(注册组主任)、徐巽(中俄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长)。《大衍发微》这篇文章学界很熟悉，中俄大学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却鲜有人探究，这也暴露了偏重“大义”、忽视历史细节的习惯。此文刊出时，中俄大学以难以置信的方式“成立”才一个多月，但因校长徐谦避匿在外，已经难以为继了。关于这所大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校长任命和教育部总长职位之争，应该做一条详尽的注解。不了解这一背景，就难以认识教育界的权力斗争与“三一八”惨案(包括惨案追责)的紧密交织。先引一段现成的文字：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六月，为培养东清铁路录用人才起见，在北京设立“东省铁路俄文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学堂改组为北京政府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学制五年，校长邵恒浚。民国十年(1921年)，添设法律课程，学校改名外交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民国十五年(1926年)三月七日，学校改名中俄大学，校长徐谦(1871-1940，安徽歙县人)。曾一度迁址正阳门内原中国大学校址。10月撤销并入北京法政大学。原址民国十六年(1927年)已改设外交部法政专门学校。民国十七年(1928年)并入北平大学，为俄文法政学院。① 东清铁路指俄国赤塔至海参崴铁路线在中国境内的一段，系清政府与俄国根据《中俄密约》而建，后来也称中东路。这所俄文学堂初建时专门为东清铁路培养管理、服务人员，级别较低，后提升到专门学校、大学。在民国教育体制中，专门学校在大学之下，两者不可混淆，但是同一所学校却在“三一八”事件前不久突然更名，校长徐谦正是“三一八”抗议集会的主席团主席。这段文字还遗漏了几个关键的细节。例如学校改名时已脱离外交部，转属教育部，而且中俄大学前面还有“国立”二字。 国立中俄大学确由外交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以下简称俄专)脱胎而来，它的筹办与解散涉及俄国庚子赔款退还款(以下简称俄款)②，实际上俄专正式挂牌升为国立中俄大学(以及校长任命)是在1926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伴有一场持续的风潮。俄专内部纠葛的青萍之末究竟起于何时，不容易确定。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这场风潮与俄款有关。管理俄款的机构中俄庚款委员会正式成立于1924年11月24日，即黄郛内阁解散、段祺瑞执政府成立之日，徐谦是三人委员中的一员(中方委员二人，另一位系蔡元培，由李石曾代理，蔡在欧洲访学，不知此事)，主要是得到孙中山、冯玉祥的支持，外长王正廷代表黄郛内阁与苏联大使加拉罕谈判，自然为国民党提供了攫取财权的诸多便利。也许该委员会成立之初，有人就计划改组俄专，使之并提升为大学。由于俄款为数巨大(占赔款总数的28.97%)，而且中苏双方一致同意专用于教育事业③，中俄庚款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在整个教育界有至尊的地位。仿照李石曾的中法大学(得到法国退还庚款的资助)，建立一个中俄大学，专门吸纳俄款，确是个好主意。中俄大学则必须国立，因为中俄双方已经有约在先，俄款主要用于北京的国立大学。如果运作顺利，这所新学校财源充沛，徐谦已在暗中被确定为校长。俄专校长必须撤换，学校必须由外交部转入教育部，部属专科必须升为国立大学，大宗经费必须经当时教育部总长易培基之手转划徐谦。 一切都按照风潮策划者的预期演进。1925年12月俄专部分学生就开始驱逐校长。易培基出任教育总长后，俄专风潮加剧，1926年1月26日，原校长丁文玺已被迫辞去，暂时以“校务主任”名义维持俄专校务的余同甲招待新闻界，强调拥徐学生只有十余人，他们“受人指使，藉端滋事”，俄专多数学生“有不愿脱离外交部管辖之种种原因，对于拥徐一派……决以敌对方法相周旋”。④此时学校表面上已转由教育部管辖，相应的交接程序未见启动。东总布胡同的校址被拥徐派学生占领，反徐派在校外继续抗争，两派相持，最终导致学校分裂。 教育部匆匆接收俄专，易培基迅速委派徐谦为校长。1月28日徐谦在俄专就职，部分反徐学生冲击会场，声称学校移交手续未全，校址也未觅妥，请徐谦“暂缓就职”。很快场面失控，两方动武，徐谦以铁腕对付，当天开除“在校暴动”学生14名。⑤两派互不相让，分校的趋势难以挽回。徐谦组织起国民敢死队，而反对方成立俄专维持会、家长维持会和学生会三个组织，要求外交部收回俄专。 于是王正廷又被推到前台。他在接受采访时态度坚决，表示不可能再收回俄专。据报道，王正廷一在外交部上任，就有俄专学生要求将校长丁文玺罢免，改聘徐谦继任。学生无需在丁文玺的所谓“罪状”上浪费笔墨，也算直截了当。但是学生受人指使，点名要校长，王正廷折中处理，批准丁文玺辞呈，委托余同甲“主任校务”，并未聘任徐谦。学生和他们身后的牵线人必须全胜，才肯罢休。据余同甲自述：“学生仍不满，阻余到校，坚求即聘任徐谦，并将该校改归教育部办理。迨教育易总长出任调停，允聘徐谦为校长，始无异议。”余同甲的罪恶擢发难数，也是可以省略的。学生不让他进校，重演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前一年5月7日将杨荫榆拦阻于国耻纪念会场之外的一幕。 又据徐谦方面消息，他在就职后“进行甚力”，“已与李石曾、吴稚晖、顾孟馀、陈启修等七八人筹划一切，结果，决定立刻改为中俄大学”。⑥徐谦主持的俄专雷厉风行，迅即制订了学校的招生程序、组织纲要。终于，中俄大学的牌匾在2月19日挂出。⑦与此同时，俄专维持会决定，绝不放弃原校名，绝不离开外交部。王正廷与徐谦的对立彻底公开化，徐谦一派起诉王正廷和原校长丁文玺，法庭受理。王正廷的表态也说明他对徐谦等人的一系列举措深不以为然。当时共有109位学生不愿意留在东总部胡同就读，外交部不得不为他们另觅校址。新的俄专办学方针将不同于中俄大学，“王氏欲于校内组织董事会，将来校长及校务，均由董事会负责办理，免随政潮之起伏，并认该校为社会公共的，决不能为一党一系之私产，且尤忌党化”⑧。俄专部分学生被驱赶出校，校名却得以保留。该校在3月15日重新成立，校址在前门内顺城街中国大学旧址。⑨这和女师大一小部分师生在宗帽胡同继续办学非常相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