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 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5)05～0128～08 纵观近20年的大学变动，有两个大的变化引人注目：一是1999年的大学扩招，中国大学实现了从精英向大众化的转变；二是最近的大学结构上的调整，预计将有一半以上的大学转为职业技术性质的高等办学机构。显然这样的剧变不是大学单独能实现的，必须是由政府(国家)亲自发起，有计划、有准备、有目标地对大学系统进行改革。这让我们想起了1952年之前的由政府发动的对大学进行政治性的全面改造，以及之后的在大学结构上进行的大规模的院系调整，都可以看作是政府成功管理大学的先例。改革开放以后，由政府单方面决定、管理大学的模式发生了变化，先是依附于政府的市场与大学发生了联系，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市场体制由不成熟开始走向成熟。于是，市场开始单方面的影响着大学的生存和发展。特别表现在大学专业的职业化、市场培训的规模化、学术研究的功用化等方面。坦率地说，大学除了保留了一些传统的符号以外，大学市场化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对大学的失控或管理的失效将会导致大学意识形态上和实际作为上的混乱，特别是大学的分层和结构上的失调会造成新的社会和教育不公平，继而影响到社会稳定。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刚刚有点松绑的大学突然又绷紧了，让大学一下子感受到了处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拉力之中。僵持之下，一个微妙的三方关系形成了。这样的三方关系引起了学者的注意，研究中发现这也不是什么新的或特有的关系，其实欧美的大学很早就出现了这样的关系。其中有一种解说叫“三角协调”理论(the Triangle of Coordination)，是由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在《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1983)一书中提出的，详见于“整合”那一部分①。这一理论确实解释了大学与政府和市场的许多方面的联系，三个角也区分和说明了许多国家的情况。但是否解释了具有大学本体特征的大学教育的主流话语，以及中国本土的三方关系，这正是本文的好奇所在。 一、大学与政府：线性关系下的运作逻辑 从西方大学产生及发展的历史来看，大学确实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它自身不产生资源但又需要资源维持办学，因此早期不得不依附于富裕强大的教会，为教会培养神职人员。而在现代社会，大学为社会培养专业人才，其职能也由单纯的教学走向科研、社会服务而多样化起来。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大，政府开始接手大学并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在支持的同时政府对大学的控制以及控制的模式也日臻成熟起来。各国情况虽有不同，但政府与大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即使是私立大学也不能脱离于政府之外。中国近代开始引进并建立的大学从一开始就是政府的产物，这与传统相符。举例来说，中国自从有了太学(教育史经常将太学视为西方意义上的大学，这里不争论这个话题)，就是设在官府，所谓“学在官府”就说明了这一事实。由于太学就是为官府培养官员的，因此太学是没有所谓的学术自由和管理自主的。以至于晚近建立起来的仿西式大学，从一开始就想完全效法西方大学争取学术自由、管理自主的独立之精神，虽历经百年但却为何一直未果，盖有其历史渊源的。如果用比较的视野看，西方大学从一开始虽依附于教会和政府，但它是有着一定的自由和自主性的。因此有人说西方大学始终处在自由和控制的矛盾关系之中，当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时，提供它的资源就越来越有限；而依附于教会或政府时，其物质上就显得格外丰厚。②这就注定了西方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不会是对立冲突的关系，而是需要不断主动协商直到达致一种线性均衡状态，这也是“三角协调”理论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而中国的大学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操办的，因此这不是单纯的依附关系，而是隶属和管制的关系。如此关系何谈独立自主学术自由呢?于是从民国以来，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是紧张的甚至是冲突的，大学的自由和学术的繁荣是靠着抗拒政府实现的。当然，北大与清华等校在民国时期出现的学术自由和繁荣，除了与政府的抗争之外，还有就是社会变动、战乱以及政府对大学管理毫无经验或顾及不上等原因所致。如果将这一时期的大学自由和繁荣看成是中国社会常态的话就未免太不切实际了，那确实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偶然产物。大学在那个偶然时期出现的灿烂成为中国大学永久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积淀，并且进入了大学的骨髓和精神之中。难怪动辄就有人以民国时期的大学大师说事，说实话，那时的大师有他特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知识空间和学科界限，放到知识快速增长和科学不断地推陈出新以及专业越分越细的今天也依然会受到各种挑战和限制。再说如今的大学掌门人，他是在“科层制”下产生并受到更多更有效的制度机制控制，这必然会大大地限制了校长理想的大学理念和可践行的自由空间。 我们再放眼世界各国之大学，林林总总呈现出多元化的大学模式。有苏联政府主导管制的大学模式，这也是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学习效法的模式；有政府与大学“共同决定原则”下的瑞典分权式的大学模式，我国也曾有过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大学管理的集权与放权的钟摆时期；有政府支持和促进下的美国大学模式，这也是当前中国大学希望全盘照搬的模式；有试图脱离政府管辖实行大学自治和独立法人的日本大学改革模式，我们也搞法人但更强调的是在党政体制下的法人；还有政府干预下的削弱大学学术权力而试图强化国家管理权力的英国大学模式③。当然，上述各国的情况都在发生着变化，但不管怎样变化，政府对大学支配的逻辑没有改变，只是在支配权力的强弱上不断在调整着。毕竟，大学在今天的历史地位和功能已经足以影响一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大学的改革已经是牵一发而动全局了。试问，哪一国的政府能完全放弃对大学的管辖，而任由其自治?即使在自由的美国大学里，政府的意识形态也是随处可见的，至少在对不同移民的同化和整合上、对美国文化的认同上、鼓励和引导知识与科技创新推动美国经济发展上还是成功的。再从大学教育的主要过程(教学与科研)和大学影响社会的主流话语来看，其属性仍然是公共部门的，政府当然要将大学纳入到公共预算之中。从各国的情况来看，虽然有一种趋势显示，在民主化的大学运动中，大学增加了更多的自我调节和院校自治，似乎改变了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权力平衡。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政府完全撒手不管了，大学其实是难以生存的，更遑论什么大学的自治和学术自由了。这可以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大学看到这样的情景，一旦地方政府对大学松绑并减少了资源支持时，这样的大学很快就会倒闭。幸运的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施压才得以保留住这些大学的存在。如果大学要求独立自主，地方政府巴不得让他们进入市场，由市场供需规律和竞争机制来决定大学的生存问题，这样就会迅速死掉一大批大学。 但是非常矛盾的是，大学一方面需要政府的资源支持，同时又不希望政府对学校进行干预和控制。因此在大学的亚主流话语中总是盛行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甚至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大学“去行政化”的诉求无非是学术权力向行政权力的一种挑战。从各国大学改革的经验看，还真没有一所大学认为自己已经是非常古老的而且是资源雄厚到可以完全脱离政府而存在了，而我们的大学既不古老也没有资源雄厚就敢于提出不要政府管制、不要行政权力，实行教授治校。其实行政治校、教授治学已经做到了可以维持一定平衡的分权治理，这本来是可以用克拉克“三角协调理论”解释的。但大学不喜欢这种合力下的均衡，认为政府你可以养我但不要管我，这个理可能有点说不通。从大学在今天存在的很多问题看，我认为不是政府管得太多(其实政府做了很多的让步，例如逐步放开的招生体制、多渠道筹措经费体制、各种名堂的教学改革等等)，也不是行政化治校造成的，行政对学术的干预还是有限的。从问题的实质上讲，而是大学缺乏一种大学间和大学内的竞争机制。美国的大学之所以超过了欧洲那些古老的大学而引领了大学发展的潮流，其原因就在于存在着一个相对自由的竞争机制，同时也与政府保持了一个很好的协调关系，政府的作为总是围绕着支持和促进大学间的竞争与合作、大学内的优胜劣汰展开的。当这种市场机制引进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之中的时候，人们发现，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似乎更加容易协调了，对政府来说均衡比控制更节约成本也更加有效。市场是怎样进入到政府的运作逻辑里的，像竞争机制等这样的运作逻辑在中国行得通吗?这正是下文所要探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