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裂变与文化演进 ——近现代中国文化传播发展刍论 许立勇（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刘斌(北京师范大学)/《甘肃社会科学》，2015.4.179～183 任何新媒介在出现时，都会为旧的文化体系所框定，对其内容、形式与传播渠道进行限定。报刊最早不是为了大众的信息获取而面世，电报诞生之后并非直接进入民用阶段，而电台也是如此。社会文化的很多方面都受到了媒介技术发展的深刻影响，同时社会文化对媒介技术的发展也具有重大影响。当新出现的报刊以口语化、大众化为封建皇权的纵向传播“去魅”的同时，电台以爱好者私造、私设开始为自己争取言论的空间，而听觉性的媒介更是对原有的文化程度与地区差异形成的区域性壁垒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任何媒介与文化之间，现代化传媒体系的建立不仅仅是对旧的传播体系的否定，对旧的思维方式与观念的扬弃，更多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增值与传播。而文化对于媒介技术的作用则更多地体现在方向的设定、传播行为限定与旧系统的更新之上。传媒的发展与具体地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紧密相关。经济和文化相对发达的地方，消费旺盛，广告市场发达，为媒介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经济来源与文化需求。这也造成了不同区域，媒介的技术的引进与发展的程度的不同。在近现代处于不断变革的中国，特别是战乱时期，媒体的引入更多地受到相关政治团体的影响，媒介更多地体现了政治文化的承载者。而在同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媒体往往商业化程度较高，黄色新闻、廉价报纸泛滥。同一种传播技术，与不同空间的具体环境相结合时，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警世遗产与“申遗”政治 燕海鸣(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文化纵横》，2015.8.78～84 世界遗产申报已经成为各国政治较量的平台。“警世遗产”是否申报世界遗产，关键要素已不在于遗产本身的意义，而在于政治博弈。从政治博弈的层面考虑，中国理应推动境内的警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是，真正能够具有影响力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建构出一套广泛认同的“文化创伤”叙事，这远比遗产申报本身更为有力，影响也更为深远。 奥斯维辛集中营申遗的成功，与其说是申遗本身的成功，不如说是已经建立起的“大屠杀叙事”的成功；即使是引发巨大争议的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申遗，也具有全球性的话语基础，毕竟原子弹爆炸所呈现的巨大创伤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世界和平的论述，早已成为广泛的共识。相对而言，话语建构恰恰是中国的薄弱之处，由于缺乏强力的“承载群体”，日军在中国境内留下的警世遗产，仍处在相对非常局限的认知范围。在警世遗产申遗壁垒越来越高的今天，没有深厚的话语土壤而强推申遗，难度可想而知。 文化遗产并非简单给定的存在，而是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的过程产物，其意义会随着叙事框架的变化而调整，甚至会根据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利益被相关群体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解读。作为社会文化的建构，“警世遗产”犹如一个记忆角力场，涉及三个维度的问题：1）记忆的内容；2）记忆的主体；3）记忆的话语建构。第一点只是表象，后两点则是决定性的要素。我们需要探索的是：什么人，在什么叙事框架下，通过何种方式建构警世遗产的内容和意义。正如James Young所说，研究历史纪念物的象征意义不仅在于发现文本中所呈现的记忆，更在于关注“遗产制造”的过程所体现的意义。 警世遗产，仅从世界遗产的申报策略和技术而言，不外乎一个政治博弈问题；而从更深层次的视角去考察，则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书写、建构、传播历史叙事的能力问题。我们今天已经具备了申报世界遗产的丰富经验，策略和技术都不是障碍。需要强调的，是如何形成强有力的关于警世遗产的叙事框架，并推动其成为国际性的共同记忆。有效诉说自己的“文化创伤”，建立世界范围内的“民意基础”，是国家文化实力和话语权的表现，更是“承载群体”的责任。实现了这一点，“申遗”与否便不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