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基于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地方研究的描述取向、激进人文地理学的社会建构取向、现象学取向均在台北市宝藏岩历史聚落这一社区案例中得到体现。其一，通过厘清宝藏岩的历史缘起，其建筑形态、族群融合、居民回忆皆说明了这一聚落充满大陆移民在台湾落地生根的情感归属；其二，宝藏岩土地权属的历史脉络、台湾文化保存政策的上位指导、流通于官方部门之间的权力运作，皆解释了文化遗产保存实为一种社会建构；其三，通过比较OURs、GAPP和宝藏岩国际艺术村这三个民间社团所实践的“艺术介入社区”，作为行动者的个体在社区活化工作上所呈现的能动性和后续潜在空间值得探讨。 一、理论回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文化转向” “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关键词。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早期伯克利学派的代表学者Carl O.Sauer在针对“环境决定论”的批评中提出文化对自然景观的影响和作用，[1]假定文化是凌驾于人之上的一个整体而非具体个体的行动，在景观研究中引入“文化决定论”(cultural determinism)的范畴。[2]之后的人文地理学家进一步对自然与文化进行二元区分，认为“文化”是作为整体性而存在的客体。[1]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这一派的景观研究倾向开始遭到地理学界的抵制，对文化整体论的批评逐渐增多。作为代表学者，James Blaut和James Duncan主张把文化看成冲突的场域，以此来考察社会关系的生成与变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英国学界出现的“新文化地理学”(new cultural geography)进一步背离以伯克利学派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地理学，二者的显著差异体现在对“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模式。较之将文化视作环境和历史作用之下的整体建构，并主张对物质文化的具体产物进行研究的传统模式；“新文化地理学”所强调的“文化转向”更注重将文化理解为各种社会关系的表征方式：一方面，相关研究者对“文化”的本体论观点，以及试图对文化进行具体化和物质化的做法表示质疑，认为关键在于考察文化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体系之下的运作机制(Don Mitchell，1995)；[3]另一方面，研究者也指出，地理学家的重要任务体现在研究“文化”是如何体现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追问其背后的原因、过程、权力关系是什么，而不是把文化的概念束之高阁(James Duncan and Nancy Duncan，1996)。[4]事实上，“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主张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文化研究”的学科资源——随着帝国的终结和战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转向，作为新兴学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英国伯明翰研究中心发展起来的“文化研究”，强调把“文化”理解为“一套用来传播、复制、体验和探索社会系统的表意体系”(Raymond Williams，1981)。[5]这种将社会关系文本化的研究思路不仅促进了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跨界交流，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文化地理学家以种族、性别或阶级的社会集团为切入对象，以此来探讨不同的表征实践是如何生产特定的意义，进而把意义赋予到都市空间和城市景观之上。 具体到文化地理学的分支之一——地方研究(place studies)，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理论学界出现了三派论述，分别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描述取向、激进人文地理学的社会建构取向、现象学取向。[6]首先，基于区域地理学(regional geography)对特定区域的详细说明，人文主义地理学家(Yi-Fu Tuan，1974 and 1977；Edward Relph，1976)将“地方”视为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通过赋予其情感、归属等意义来与冷酷、理性的“空间”相区别。例如，“家”经常被当作充满情感联系和归属感的地方(David Seamon，1979；Gaston Bachelard，1994)。其次，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之下，激进人文地理学家运用批判理论指出关于“地方”的建构是社会性的，受到资本主义、父权体制、异性恋机制、后殖民主义的宰制，以各种排外的行为来建立种族、阶级、性别和性取向的合法性(Tim Cresswell，1996；Benjamin Forest，1995；Kay Anderson，1991)。最后，有别于激进人文地理学家把社会建构视为先于“地方”的出现，现象学哲学家认为“地方”先于社会建构，强调人在地方形成过程之中的能动性。例如，人的存在首先发生在地方之中(Sack，1997；Malpas，1999)；把人的身体移动视作地方形成本质特点(“essentialized effect of bodily movement”by Seamon，1980)；“流变”的过程(“in the process of becoming”by Pred，1984)；由人操演出来的、与世界的关系(“embodies relationship”by Thrift，1997)；“移动的战术”(“performed by tactical art”by de Certeau，1984)。[7] 借鉴“新文化地理学”对“文化”的认知方式，本文主张把“文化”视作介入当代城市空间生产的话语场域，分析不同的论述面向和运作机制是如何合力生产空间的当代文化意义。通过对一个特定的“地方”案例——台北市宝藏岩历史聚落的深入分析，本文认为“地方”研究出现的三种理论倾向均在这个社区案例中得到体现：其一，通过厘清宝藏岩的历史缘起，自发搭建的建筑形态、族群融合的居住环境、居住者的个人回忆皆说明了这一聚落并非同质化的社区空间，而是充满移民落地生根的归属感和情感关联；其二，追溯宝藏岩土地权属的历史脉络，以及当前台湾文化保存政策的上位指导、流通于台湾官方部门之间的权力运作，解释了文化遗产的保存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建构；其三，通过比较OURs、GAPP和宝藏岩国际艺术村这三个民间社团是如何在宝藏岩实践不同形式的“艺术介入社区”，作为行动者的个体在社区活化工作上所呈现的主观能动性和潜在空间值得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