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国的很多城市都有一些奇观性地标建筑，它们造型奇异、体量巨大、高耸入云，不仅主导了城市的景观，而且占据了媒体的版面。奇观建筑不仅仅是一种空间的生产，也成为在媒体(包括自媒体)共谋下的对空间的消费。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认为，对物的消费不是对其实体的消费，而是对其符号价值的消费。奇观性地标建筑天然就被赋予了巨大的符号价值，它们是城市的名片，是建筑师的签名，也是大众消费的最好对象。而一些有争议性的地标建筑往往在大众传播中有被“污名化”恶搞的倾向。对央视新大楼截然不同的命名事实体现了权力集团与底层民众的博弈。对于奇观建筑，大众乐于去批判它、娱乐它、恶搞它，甚至借助具体事件演化为一场图像与话语狂欢。 “污名化”：对资本与权力的话语抵抗 央视新大楼设计方案一出，民间就给其起了五花八门的外号。在各地的奇观性地标建筑中，不少被当地居民给予了不雅绰号，比如“马桶盖”“比基尼”“开瓶器”等。这类绰号具有两大特征，第一是象形化、拟物化，将其外形比喻为某种物件，这与奇观建筑的强视觉特性是密切相关的。不同于历史遗迹、公园，地标建筑尽管也是公共空间，但大部分普通公众并没有机会去进入和使用它，相反更多的是在城市地平线中，在宣传图片上看到它，因此很自然地直接从其外形来描绘定义。第二是世俗化、低俗化，与地标建筑建立比喻和联想关系的物品多为老百姓居家生活中的俗常之物，以这种方式，本来高高在上的建筑艺术被拉落到世俗世界，在调侃性的比喻中消解了其价值的严肃崇高性。戈夫曼所说的“污名化”(stigmatization)指的是社会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实施的单向命名行为，从而造成人群中的弱势群体(如同性恋、农民工)的被标签化，在社会舆论中形成负面刻板印象，并使该群体成为被贬损和侮辱的对象。然而地标建筑的污名化恰恰体现了相反的权力关系，地标建筑是社会上层权力表征，对其生产和消费都属于精英群体。对地标建筑的恶搞命名体现了社会底层对权力所有者的抵抗、世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嘲讽。 给地标建筑起不雅绰号基于以下公众心理因素：第一，某些地标建筑形象突兀恶俗，直白浅薄。如沈阳方圆大厦(台湾C.Y.Lee & Partners设计)，造型为一枚外圆内方的铜钱，2012年被 CNN评选为全球最丑十大建筑。而无独有偶，广州圆大厦(意大利设计师 Joseph di Pasquale设计)外观酷似一枚金光闪闪的铜钱，与其在珠江内的倒影又合成一个8(发)字，被建筑学家批判道“该建筑风格很怪异，形状像一枚大铜钱，容易让人联想到暴发户的心态”①。一北一南两座“铜钱楼”堪称是拜金主义心态赤裸裸的物化与外化。河北天子大酒店，外形是高达41米的彩塑福禄寿三星，在以“最大象形建筑”入选世界吉尼斯纪录的同时当选中国十大丑陋建筑之首，同时双双入选丑建筑榜的还有宜昌稻花香集团和宜宾五粮液集团的两栋“酒瓶”大楼。这类极度直白浅薄的象形建筑的出现，形成了对城市景观空间的破坏，对市民的视觉强奸，也暴露了商品社会中建筑师对于资本意志的无条件妥协与屈从。为此，民众用“奇葩”“雷人”“恶心”等词予以回击，拒绝使用其官方名称，而用“铜钱楼”“福禄寿楼”“酒瓶楼”等名词来称呼它们。事实上，这些绰号根本算不上侮辱，而只是对其外观的直接表述，而选择这样的外观恐怕才是真正的自取其辱。② 第二，某些巨大工程劳民伤财，带来恶劣社会影响。被称为“秋裤楼”的苏州地标建筑“东方之门”，外形为高达301米的双塔连体门，由英国RMJM公司设计，总投资金额45亿元，开建以后却四度面临违约风险，三次延期交付，烂尾长达11年。长沙地标建筑“天空城市”，计划建造高度达到838米，超越迪拜塔10米成为世界第一高楼，预计造价90亿元，然而现在，工地冷清荒芜，挖出的基坑已经被附近居民当作鱼塘。这些工程的共同特点是追求“之最”，其符号意义远远大于实际应用意义。“东方之门”自称拥有八项之最，包括“世界第一门”“中国第一大高楼”“中国结构最复杂的超高层建筑”“中国单位用钢量最大的建筑”“中国最高的苏式园林”“中国最深的私家酒窖”“中国最高的过街天河”“中国最高无边际泳池”。而“天空之城”不仅有志创造世界第一高楼，放言该楼能使用600年，甚至提出施工仅用7个月封顶，这个建设速度吓傻了建筑专家，资本方远大集团“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般的唯心主义与极尽炒作的宣传策略，令建筑专家直指这是一个“骗局”。再看这一类奇观建筑，与其天花乱坠的前期宣传形成天壤之别的，是金鸡湖畔的巨大工地上矗立的钢铁骨架，和长沙市郊的上万平米鱼塘，它们犹如城市里的伤疤，常年刺激着居民的神经，人们又怎么可能用优雅的名字去称呼这个对自己和城市都不负责任的工程呢。 第三，山寨著名建筑，“高高在上”与市民日常生活毫无交集。最典型的例子是仿造美国国会大厦(民间多传为“山寨白宫”)的各地政府大楼。据网络媒体披露就有浙江温岭市玉环县法院、江西九江市法院、湖南娄底市政府、安徽阜阳颖泉区政府、南京雨花区政府、厦门同安区政府、上海闵行区法院、重庆市法院，江苏涟水县环保局等。本该是庄严的政府办公之地，却罔顾建筑的“场所精神”，试图简单地通过抄袭外形来获取关注，彰显地位，暴露了某种复制权力的野心。用纳税人的钱大兴土木，建设大大超出实际功能所需的建筑，大众自然会排斥与不满，因此采取调侃贬损的方式作为发泄的渠道。奇观地标建筑是否被污名化，除了取决于外形，也取决于它的民间声誉，取决于它是否作为公共空间开放，供大众消费。例如“鸟巢”和“水立方”一方面负载着奥运美誉，另一方面又对社会开放参观，并承担公共服务、娱乐功能，并没有任何民间不雅称号。而央视大楼作为其职能大楼，与大众并无直接关系，又伴随着高额花费(和火灾造成的浪费)，为此成了被广泛揶揄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