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729(2015)04-0014-07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4.003 作为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推崇多元价值的思想家之一，以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对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贡献备受学院藩篱内外学者的关注。在伯林看来，我们置身于其中的道德世界存在着客观的、不可通约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多元价值。如果个人(或社会)选择一种价值，那么不可避免地就会导致其他价值的牺牲，即便人们在做出选择时意识到这种不可复归的牺牲，但由于价值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在接受一种价值的同时依然会忽略其他价值，甚至会牺牲其他价值。针对价值之间存在的这种冲突，伯林认为，人们在做出选择时会基于“一种公平交易的原则：种种规则、价值和原则，彼此之间都不得不做各种程度的相互让步”[1](P21)，在冲突的价值、原则和规则之间保持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以此来防止陷入绝境，或者做出褊狭的选择——这是对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1](P21)。本文拟在对伯林价值多元主义起源探析的基础上，揭示伯林价值多元主义价值冲突和不可通约性的特征，以探寻伯林价值多元主义的精神实质。 一、伯林价值多元主义的起源：反启蒙运动 多元主义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概念，其源头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家对本体究竟是“一”还是“多”的论争。多元主义理念真正作为一种哲学概念则出现在德国哲学家沃夫的论述中，他首次明确使用Pluralismus描述与“自我中心论”有所差异的“本体多元论”。沃夫以莱布尼茨单子论作为论述构成世界实体的基础，而这个观点也奠定了多元主义在哲学领域里的一些基本主张。例如，一个社会或价值体系是由许多彼此互不相同、相互独立的因素或价值所构成的，这些构成因素和价值都有其自身的合法性和确定性，并非是由比其更高级的原则衍生出来的，任何一种事物或价值都不可能蕴含与之不同的事物或价值，同样，也没有任何一种事物或价值可以支配、控制一切异于其自身的事物或价值。及至康德，多元主义的词义发生了一些转变。这种转变的源头在于康德对那种认为世界的运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拒斥。对康德而言，不论是在逻辑判断还是在审美、道德思考上，我们都应该把自身视为世界公民的一员，这样我们就必然要考虑他人的立场和看法。康德的这种不将自己的判断视为最终标准、承认尚需要外在的真理判断且尊重相异意见的多元论，可以说已略具20世纪多元主义的精神。除此之外，康德还把多元主义的概念应用于哲学之外的领域，于是这一概念逐渐延伸至部分学术领域，尤其是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领域。 多元主义在伯林的思想中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性质与意义。对他而言，多元论既是一种思考方式、一种考察问题的角度，同时亦是一种解释的框架。“今天没有人会对如下的假定感到惊讶：一般而言，多样性优于一致性——单调、一致都是贬义词；或者就性格品质而言，正直和诚实值得赞美，与真理或信仰、原则的合法性无关；又如，比起冷静的现实主义，如果说热情的理想主义少一些实用的话，它要更为高尚；又或，宽容优于褊狭，即便这些美德持之太过，进而导致了危险的后果等。不过，从时间上讲，这些假定并不长久；而如下的概念却更为久远，甚至根源于柏拉图开创的传统之中：既然真理是唯一的，而谬误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一是好的，而多就是坏……在古代世界或是，有谁会谈论生活或思想的多样化呢？”[1](P210)伯林认为，价值多元主义的发现挑战了自柏拉图以来西方智识传统的核心——三条无可置疑的信条：(1)一切真正的问题都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2)对这些问题来说，正确的答案是可知的；(3)正确的答案彼此不会冲突，因为一个真命题是不可能跟另外一个真命题相矛盾的。这三个信条催生了一种“全知全能”的“解决无限的智力拼图，在关涉道德的事例中，我们能察觉到何为完美的生活并把这种生活建立在对宇宙规则的理解之上”[1](P213)。在很多地方伯林都提到这种可能解决“无限的智力拼图”的信念，在这种信念中，就像一元论者所思考的那样，所有的冲突最后都能达至和谐。对一元论者来说，最关键的是探索一种人类的合适的目标，这样的话，“唯一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将或多或少的是技术上的：如何获得保护这些目标的方法，并如何地分配社会或心理所提供的技术上的方式至最好的方式”[2](P69)。 按照伯林的看法，反启蒙运动以其崇高的特殊性和对普世的理性主义的抛弃，撼动了在西方政治哲学中长久以来所秉持的一元论。然而，早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已经呈现了这种对一元论的挑战：“如果个体选择遵循基督徒的道德价值的话，那么就必须放弃一切希望罗马或希腊或人类能茁壮成长的高尚的和光荣的社会体系。”[2](P303)另一方面，如果个体选择遵循异教徒的道德价值体系，将必须抑制自己的疑惑，否则将会失败[2](P303)。出于对一元论的反感，伯林意识到马基雅维利发现了：(1)在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选择并没有一种清晰的标准；(2)任何选择都会导致一定的牺牲。这种思想也充斥在维柯的著作之中。维柯认为并不存在固定的人性的定义，而且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中也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判断标准。作为人类和文化发展所造成的结果，维柯建议：研究人类社会，需要形成一种不同于科学研究自然的方式。如果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大相径庭的话，那么一元论者的幻想就会破灭。维柯对于人类发展的能力(和他们的文化发展的能力)被赫尔德更进一步地加以扩充。伯林指出：在赫尔德的理念中并不存在全体通用的法则，而是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化形式；他认为德国、葡萄牙和中国的文明之间并不存在谁更优越的问题，“它们之间仅仅是不同的；因为他们是不同的，所以他们就寻求不同的目标；因此就存在他们彼此之间独特的特征和价值”[2](P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