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运动研究中，机会结构的文化面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上世纪90年代末，社会运动研究者在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和框架化理论（framing theory）的基础上，构建了话语机会结构理论。顾名思义，话语机会结构（discursive opportunity structure）是“话语”和“机会结构”的勾连与整合，用于阐释运动框架取得成功的结构性条件。从其侧重点来看，话语机会结构理论主要关注社会文化因素及话语特征对于社会运动框架及其有效性的塑造。自产生以来，话语机会结构理论已逐步形成了其自身的解释范畴和路径，并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经验研究，对于拓展和深化我们对社会运动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运动理论：机会结构的文化面 作为社会运动理论的主要范式之一，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把社会运动的动员和成功归结为客观的体制结构和权力配置的作用。麦克亚当将政治机会结构概念化为一组以国家为中心的变量的总和，这些变量组合表现为政治接触渠道、精英关系、政治联盟以及国家的镇压能力与意图等。（McAdam，1996：27）类似这样的要素展示了社会运动与政治体系等力量之间的关系，凸显的是政治机会结构的“政治”含义。然而，对于其他有利于社会运动发展的条件，尤其是文化要素，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并未予以涵盖和讨论。对文化因素的忽略或削剔的一个重要后效，便是理论解释范围的缩小。例如，有学者指出，对于不以政治为导向的亚文化与反文化运动，如文艺运动、生态运动、同性恋运动等，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不能给予解释。这种论断虽然不宜完全苟同，但却值得重视。而更重要的是，对于为什么有时候明显的政治机会没有引发社会运动，以及在机会空间收缩甚至政治机会缺乏的情况下，有些社会运动又发生了，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同样无法给出很好的解释。（朱海忠，2012）在学术界，对于前一种情况，学者普遍接受的一种认识是，政治机会的存在必须被行动者感知才能影响政治行动。然而如何确定政治机会是否被感知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对于后一种情况，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其他机会的存在。例如，努南发现，在皮诺切特独裁的“封闭的”政体下，政治机会缺乏，智利妇女的策略是将其创造出的“母性框架”（maternal frame）与主流文化价值糅合，以迎合皮诺切特政府尊重母性品质与家庭的意识形态，由此进行了成功的动员和抗争。这种文化与意识形态因素方面的抗争机会，被努南概括为“文化机会结构”（cultural opportunity structure）。（Noonan，1995）文化机会弥合了政治机会的缺失，这也再次凸显了机会结构的文化维度对于社会运动的意义。 盖姆森和迈耶也曾对机会结构的文化面予以强调。他们的方式是将各种类型的政治机会纳入一个纵横交错的分类图式中，横轴代表稳定型和变异型的政治机会，纵轴代表文化型和制度型的政治机会。如，神话叙事和信念系统就属于文化型和稳定型的政治机会，政治联盟的变化和精英分裂则属于制度型和变异型的政治机会。（Gamson & Meyer，1996：275-290）作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重要论说者，麦克亚当也不拒绝使用文化机会这样的概念，他曾经用“扩张性文化机会”（expanding cultural opportunities），指代可能会激发集体框架的构建努力的特定事件或过程。通过对社会运动历史文献的仔细阅读，他确立了四种可以推进框架化的扩张性文化机会：意识形态或文化冲突，突然施加的怨恨，系统脆弱性的渲染和主框架的获得。（McAdam，1994：36-57） 文化机会的应用揭示了对政治机会予以拓展的理论需求和可能。从学者的阐述逻辑中可见，文化机会所勾连的大多是运动框架的构建过程。作为社会运动理论的另一流派，框架化理论认为，社会运动领袖需要将他们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进行改造，从而与动员对象的利益、观念和意识形态链接起来。（Benford & Snow，2000）这样一个过程定然存在于一定的宏观文化情境中，行动者在制造意义和塑造框架时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然而，主流框架分析理论在经验应用中存在的一个倾向，即习惯于将文化情境作为进行框架化预设的、稳定的背景条件。由此，文化成了一种“工具箱”，社会运动的话语活动成了社会运动领导者和积极分子在工具箱中寻找合适工具的过程。（赵鼎新，2006：215）再者，进行框架化过程研究的学者却很少关注社会中客观存在的、普遍的“解读图式”及其对框架化过程的影响，也很少有人将大众的解释模式与特殊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赵鼎新，2006：216）按照库普曼斯和斯坦森的说法，这产生的结果便是，在重视行动者发展框架的能力的同时，框架分析理论实际上未能解释为什么有些框架能够成功说服公众而另一些框架却屡屡遭遇失败，为什么类似的框架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政治影响。（Koopmans & Statham，1999：228）通过阅读社会运动文献可以了解到，本福德和斯诺曾就此引出过关于共鸣的讨论，认为框架策略的文化共鸣是框架取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框架共鸣的程度越高，框架策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越大。（Benford & Snow，2000：611-639）他们还概括了影响框架与目标受众产生共鸣的各种条件，如框架价值的集中性，对接收者的信任，或框架与受众生活世界经验的贴合（Snow & Benford，1988）。然而，对于框架取得成功所需条件的系统性阐述，并未被囊括到框架化理论的体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