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五四运动以前二千多年里面，所谓学问，几乎专指经学而言。”[1]由此可知，经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历史地看，如何对待经学不仅是中国古代教育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兴起所无法回避的话题。考察晚清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百年历程，经学作为大学教育制度框架中的一门承载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尤其是儒家思想学说的学科，确立于1904年，终结于民国初年。经学学科在中国近代大学的命运，可谓其兴也速，其亡也速。我们禁不住要问中国近代大学的经学学科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又是因何终结的？个中缘由，值得思索。 经学作为古代中国的显学，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经学一方面为统治思想和政治秩序提供合法化的解释；另一方面建立和维护社会的道德规范。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孔子在春秋末期创立儒学，整理“六经”，后世奉其为经典，训释传记，义理发挥，遂而渐成经学。经学因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倡议、立五经博士于太学而盛兴。在汉武帝的推波助澜下，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视经学的传播和教育。经学也一向被来自社会各阶层的知识精英视为安身立命、修己安人的学说。莘莘学子或在官学，或在书院，抑或乡间的私塾村学日夜勤读儒家经典，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跻身士林，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可以说，在鸦片战争以前，经学始终是教育的主旋律，几乎没有出现颠覆性的局面。然而，经学步入近代社会以来，就没有获得过平静，一直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急剧的社会变迁使经学的生存价值和权威性受到了严重挑战。晚清最后十年(1901-1911年)的“新政”时期，如何在国家的教育体系特别是在大学教育制度的框架内建构经学的知识系统，彰显经学的学科地位，以保证其继续发挥意识形态的思想影响与指导作用，就成了《奏定学堂章程》主导者张之洞着力关注的问题。 经学学科作为中国近代大学中的一个学科门类，始见于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历史地看，中国近代大学经学学科的建构并非一帆风顺，它经历了由《奏定学堂章程》取代《钦定学堂章程》的博弈过程。 清政府迫于西学东渐的压力和富国强兵的需要，于1901年8月诏令搞好复建的京师大学堂，同时要求全国省会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和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这意味着中国开始全面效仿西方体制建立近代学校系统。由此，各省竞相把影响性较大的书院改为省立大学堂，譬如广东把广雅书院改为两广大学堂，浙江把求是书院改为浙江大学堂，湖南把求志书院改为湖南大学堂，陕西则把味经书院与崇实书院整改为宏道大学堂。这样，京师大学堂与省级的大学堂就构成了中国近代的高等学校系统雏形。 为推进改书院为学堂的新教育快速发展，清政府授权管学大臣张百熙着手制定各级学堂的系统学制。在1902年至1903年2月期间，张百熙肩负管理京师大学堂和统筹全国学务的双重使命：复建京师大学堂和制定学制。1902年8月15日，张百熙上奏《钦定学堂章程》，共分《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以及《蒙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等6件。《钦定学堂章程》获得朝廷谕允，并令颁行全国。因为是年为旧历壬寅年，所以这一章程又称“壬寅学制”。 “壬寅学制”比较详细地规划了大学的学科以及课程体系。在“壬寅学制”的系统中，大学教育被分为三级：“一曰大学院，二曰大学专门分科，三曰大学预备科。”[2]244也就是说，最高一级为京师大学堂的“大学院”，其性质约同于现代的研究生院，不设固定的学科课程而以研究为主。最低一级为大学预科，包括京师大学堂的“大学预备科”和各省的高等学堂。介于“大学院”和“大学预备科”中间一级的“大学专门分科”，大体相当于现代的大学本科教育，参照日本大学教育专门化的制度，规定：“大学分科，俟预备科学生卒业之后再议课程，今略仿日本例，定为大纲，分列如下：‘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2]245这七科之学各自列有下属的若干专门课目。譬如：“工艺科”下设土木工学、机器工学、造船学、造兵器学、电气工学、建筑学、应用化学、采矿冶金学等8门课目；“格致科”下设天文学、地质学、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学、动植物学等6门课目。[2]245但是，经学并未定为一级学科而与“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之学等量齐观。居于传统的“四部之学”(经、史、子、集)中首位的经学仅仅被列为“文学科”(包含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辞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下属的6门课目之一。[2]245纵观晚清大学教育制度的演变和发展，应当说由“四部之学”至“七科之学”的嬗变是中国传统学术形态向近代学术形态转型的风向标，也是中国近代大学学科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 之所以把大学分为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大学科35门科目，实与张百熙理解与贯彻清政府的“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教育方针以及他本人的教育主张息息相关。 1902年1月10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发布上谕，“着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将学堂一切事宜，责成经理，务期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庶收得人之效”。[2]8并由礼部负责铸造一枚内刻“钦命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字样的铜制关防，交由张百熙持用。谕旨中所谓“端正趋向”要端正怎样的趋向？依照张百熙的看法，就是要端正以科举考试为轴心的经学教育价值取向，认为八股文章于事无补，用经学知识为主导的教育制度根本无法造就出富国强兵的各种人才。“造就通才”之“通”是什么？就是通达时务，“时务”的内涵包括当时的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军事等。在1901年10月27日所拟的《变通翰林院规制》中，张百熙陈言：“一省之士，多者万余，拔其尤者为举人；会试之士，一省数百，拔其尤者数十人，数人为贡士；贡士之中，拔其尤者为翰林。择之可谓精矣。”[3]但他笔锋一转，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翰林院士几乎不通“时务”，根由即是“取非其道也”；而当时国家选拔出来的所谓人才基本来源于科举教育。取士高度依赖科举，除之又别无他途，国家也只能“不得已而用之”。但是，在对“明体达用”的内涵理解上，张百熙则与后来的《奏定学堂章程》实际主导人张之洞的“体用观”有着很大的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