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发展史中出现了许多悖论，也引起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探讨，如推动或阻碍地区一体化与合作的因素等。对于一个相对缺乏制度和发展的地区，近年来东亚成为许多倡议和提案的焦点，这些提议旨在实现特定的地区愿景。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倡议并不都以“东亚”为中心。东亚不仅是一个地理符号，其内涵和成员国甚至比一两年前更加不确定。 因此，在回答与“东亚经验”相关的问题前，我们需要考察该地区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东亚历史的许多方面与其他地区的发展进程相似。但是，也有许多方面是东亚地区所特有的，而这些方面则为关注区域政治、经济、安全的人员提供了比较研究的视角。本文论述的一个重要观点便是，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因素将对区域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有时，其中之一起主要作用，有时，两者间的互动更重要。但是，不论是哪种形式，经济和战略因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地区的发展，而这种影响往往是不可预测的，且在东亚更为独特。笔者首先要强调的是：东亚不是欧洲，我们不应期待它会复制欧洲经验。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在描述“东亚”的历史之前，我将简要评述相关的理论文献。这种对历史的描述是概述性的，且在“东亚”之前必须加上引号——如果该地区存在的话，也是最近的表述。如果没有对历史的把握，则很难理解当前该地区的一体化面临的障碍。其次，我将对东亚/亚太地区四个重要且具有发展前景的组织进行概述。尽管地缘政治是重要的力量，经济因素仍然会对地区合作产生重要的影响。问题是，这些经济动力是否足以克服战略上的困境? 一、客观地看待东亚 地区主义的比较研究往往容易陷入“欧洲中心论”，即用欧洲的标准来衡量其他地区合作的发展。而且存在一种隐含的目的论，认为欧盟的经验从功能上和规范上都标志着地区合作的最好结果。②如斯布拉吉亚(A.Sbragia)认为：“非欧洲的地区主义在面对全球化时的脆弱性，与欧洲地区主义‘过滤’全球化影响相比，刚好区分了欧洲地区主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主义的结构差异。”③然而，全球金融危机主要影响着北美和欧洲，而亚洲的“发展中经济体”却是在全球经济复苏中少有的亮点。 “欧洲中心论”带来的不利影响是长期的。它不仅低估了东亚及中国对世界历史作出的巨大贡献，而且掩盖了相似的历史过程在世界不同地区产生的不同影响。④在欧洲，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形势进一步促进了欧洲的地区一体化；在东亚，这种影响却是相反的。在欧洲，美国的力量促进了潜在目标相同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家联合起来以抵抗共产主义的威胁；在东亚，虽然最终目标相同，但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方式却与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同。相反，一系列“中心—轮辐”的双边安全关系加剧了该地区的对立，该体系包括美国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泰国和菲律宾建立的双边军事关系。除非该体系终结，否则该地区的合作和制度化很难成功。⑤ 从长期的历史来看，亚洲有着惊人的连贯性和共性。我们不应该夸大这种连贯性和过分强调“亚洲方式”，但也不应该完全忽视文化的作用和历史先例，及该地区重塑和适应国际规范的能力。⑥一方面，中国在东北亚的历史影响仍然存在，尤其是日本、韩国和越南的儒家传统；另一方面，在欧洲进入东亚前，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使该地区维持了数百年的稳定。康灿雄(David Kang)指出：“中国的崛起给‘东亚’国家带来的更多是机遇而不是危险……东亚国家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而不是弱小的中国，因为前者可以维持地区稳定，而后者会使其他国家想要控制该地区。”⑦ 事实上，东亚地区拥有稳定的国际关系历史传统及一些文化共性。在综合考虑其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之后，一些观察家认为，共同的历史至少为建构“我们感”(we feeling)和共同身份提供了基础，且很多人认为，“我们感”和共同身份是地区发展的一部分。⑧但不应夸大共有观念的重要性——在二战期间，日本尝试毁灭性地实施“泛亚主义”，就是缺乏“我们感”的体现，战争使该地区具有某种共同的传统和经历。事实上，在经历了世界上最血腥的战争后，地区一体化在东亚似乎比在西欧更有可能发生。 在论及东亚或者其他地区时应该注意的是，现有地区的界限是任意性的、社会建构的，并与政治现实相关。同时，我们仍然要对地区主义和地区化进行区分：地区主义是正式的、自上而下的，主要通过国家主导来鼓励合作；而地区化是非正式的、自下而上的、以私人部门为主导的跨境经济一体化。⑨虽然政治和经济过程密不可分、相互影响，但在讨论不同地区进程的动因时，仍需要对两者作一个简单的区分。在东亚，跨国公司对促进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合作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它们塑造了整个地区紧密相连的生产结构。⑩此外，还应考虑到大多数东亚经济体仍然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尤其是美国。(11)这一点在之后会论及。在论及亚洲区域政治合作进程时，与欧洲相比，最重要的是它更具灵活性，制度化程度更低，对经济方面的影响更加直接。(12) 地区被嵌入在一个广泛的全球背景中，需要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许多挑战。地区和全球之间的关系是易变的、开放的和辩证的。安德鲁·哈瑞尔(Andrew Hurrell)曾这样描述两者关系的本质： 只有从全球范围考虑，才能理解地区大国。这并不意味着系统决定论，也并非僵化的历史决定论。正是全球和各个地区间变化的关系，帮助我们理解了地区大国的意图、利益和可用的资源及其所在地区的目标、范围和特点。(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