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09 一、关于新兴经济与国际治理现有叙述的局限性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中国为代表的一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给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带来了变化的可能。①对于这个趋势的认识呈现出两种极端。“挑战论”认为新兴经济随着经济体量的上升会不满足于现有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会要求改革全球治理、以更好服务于自身的利益和需求。“融入论”则认为新兴经济本质上是冷战后现存国际体系的产物和得益者，他们经济实力的增强恰恰意味着对现有国际体系依赖的进一步加深，会更有利于现有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维护。②这样的讨论受制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过度集中在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所界定的国际关系三个层面中“国际系统”的结构特征，以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来预测国家对于国际体系的需求，但这个辩论的双方并不触及新兴经济个体本身在崛起中所发生的性质变化。③ 我们认为，经济一体化和国民经济融入世界体系改变了各国国内“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的平衡，因此不仅塑造了国家作为国际体系中行为单位的能力和偏好，也塑造这些单位作为国家的“国家利益”、塑造了国内“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的构成力量，从而又影响了国家以什么方式进入国际体系、并最终不断重新塑造国际体系。本文建立在批判国际关系理论和“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传统基础上，将新兴经济的崛起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置于资本主义历史演进过程中，再考察这一轮新兴经济体内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最后总结这样的新特征将如何影响到新兴经济融入世界体系的方式和对重整世界秩序的偏好。 二、“资本主义多样性”视角下的新兴经济 “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的研究传统对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体内部“国家—社会—市场”或者“国家—资本—劳动”复合体的多样性已多有总结。④这类研究一般以不同的国民经济作为比较研究的单位，集中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不同国民经济的体系性差别，尤其突出各个国民经济内部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多重均衡。但是，这一类研究很少延伸到如此的体系性特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甚至决定这些体系对外伸展的政治表达和行为，或者延伸到这些经济体对于外部规则(诸如“全球治理”)的政治偏好和政治行为。此外，这类研究高度集中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缺少对于其他类型国家和国民经济体的系统研究，对核心国家之外的上述“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的多样性研究还很少，也还没有成熟的分析模型。 另一组动用了“资本主义多样性”概念的研究则已经开始注意到新兴经济的集体共性。一种流行的解释是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来概括这些新兴经济的特征，以凸显他们和现行国际体系内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因为新兴经济体中国家对于国民经济都保持重要的影响力，因此这些经济体正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在欧洲和北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之外提供赶超和实现现代化的另一种可能。西方语境中不乏如此的警告，渣打银行研究部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和资源民族主义将成为我们时代的两个主要经济议题”；⑤卡内基基金会的研究认为新兴经济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开始重塑全球化进程；⑥美国从事政治风险预测的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更是认为，未来全球经济的主旋律就是以中俄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和以欧美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之间的终极对决。⑦这一类的分析往往从“国家—市场”的两分法出发，把近期新兴经济体中国家地位的上升视为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国家”和“市场”之间钟摆式周期性变化的一个最新阶段。这样的理解只是强调了新兴经济体和核心国家之间的系统差别，但是没有深入分析新兴经济内部国家对于国民经济的特殊作用如何最终反映在这些国家对于世界秩序的偏好上。 寻找资本主义多样性和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有益尝试还包括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的研究，他们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同类别资本主义体系共存的“去中心”的全球体系，而这些体系可以被细分为四种资本主义治理类型：自由民主主义体制、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竞争性威权主义体制和国家官僚主义体制，由此他们还预测了这些不同资本主义体系间的竞争关系。⑧克里斯托弗·麦克纳利(Christopher McNally)也初步总结了中国作为资本主义体系一个新形态的特征，并论证中国和其他类似的新兴经济不会直接全面挑战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是构成了某种“体制内”(in-system)挑战。⑨但他们的分析都还没有深入解释新兴经济代表的某种新型资本主义是如何具体形成对世界秩序的政治偏好，以及他们在试图影响世界秩序时的行为模式。同时上述这些研究中对于“国家资本主义”本身的界定都比较简单，往往只笼统地考虑了国家介入经济程度较高这样的事实，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没有提供历史维度和微观机制。 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我们认为，首先，国际间竞争和世界秩序的性质恰恰与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组织方式密切相关，而国际关系理论中以国际体系为核心分析新兴国家崛起的主流话语和分析框架往往忽略了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的动态特征。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治理的行为本身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特征所塑造，后者决定了国际体系中不同单位间竞争的具体形式和性质。其次，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代，新兴经济体对于全球治理的偏好与这些经济体自身的社会属性(“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的性质)有关，新兴经济对于世界体系、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需求和主张很大程度是国内复合体性质的对外映射、甚至复制。第三，成长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时期的新兴经济其内部复合体具有特殊的两重性，而这种两重性决定了未来新兴经济将努力推动一组平行于现有自由资本主义全球治理的体系。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