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2.231;B502.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166(2015)02-0009-09 柏拉图的传世作品共36篇，虽篇幅长短不一，相互之间却有明显的内在关联——甚至有相似的细节。克莱因将《泰阿泰德》、《智术师》、《治邦者》编成“三部曲”，以展示苏格拉底在审判与受死的背景下如何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辩护[1]。在这个三部曲之上，郝岚再叠加5篇对话，编成一出连贯的八联剧，以展示苏格拉底自我辩护所面临的双重难题：不仅面对城邦的指控，也得面对哲学的指控[2]。朗佩特则另把《普罗塔戈拉》、《卡尔米德》与《王制》编成连贯的三部曲，同样力图展示苏格拉底如何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辩护[3]10-12，他还计划把《斐多》、《帕默尼德》和《会饮》编成一部三联剧，以展示柏拉图笔下的青年苏格拉底走过的道路。这些尝试表明，阅读柏拉图的作品，除了单篇读法，还应该有织体式读法。 古代编辑家按古希腊肃剧演出的四联剧形式将柏拉图的36篇作品编成9出四联剧，已经在提示后人阅读柏拉图时应该注意织体式读法。无论三部曲还是四联剧的编辑方式，都使得柏拉图的相关作品成了对观文本——对柏拉图作品的织体式读法就是对观式读法①。如果要展示柏拉图作品的内在织体，四联剧形式也许更符合古典读法的原貌。问题在于，柏拉图作品的内在关联主线究竟由哪些作品构成，自施莱尔马赫以来一直是一大难题②[4]89-93。如施特劳斯所说，柏拉图的每一部作品透露的仅是苏格拉底言行的某一个方面，尽管其中有些作品比另一些作品具有更为基本的性质③[5]21-30;[6]。倘若如此，如何把握柏拉图作品的内在关联，既涉及如何理解柏拉图怎样编织基要主题，也涉及如何确定哪些对话是柏拉图的基要作品。换言之，柏拉图作品的现代编法迄今面临一个诱惑：是否有可能提供一出柏拉图基本作品的四联剧。毕竟，即便在西方的一般知识人中，读完柏拉图全部作品的并不多，有耐心读完柏拉图长篇作品《王制》的也不多，遑论《法义》。 笔者从柏拉图的中篇作品中挑选出最富文学色彩的4篇④，按戏剧时间先后编成四联剧，这一编辑构想来自施特劳斯的启发：通过对《会饮》的识读，施特劳斯让人看到，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的基本形象是一个“爱欲者”⑤。可以说，无论苏格拉底成为城邦最“聪明的人”(神语)、抑或遭遇城邦的指控，概因苏格拉底是这样一个“爱欲者”[7]。《斐德若》与《会饮》是公认的“爱欲对话”姐妹篇，《普罗塔戈拉》则明显是《会饮》的戏前戏，其戏剧时间不仅处于雅典民主政制时期的一个特定时刻，而且揭示了苏格拉底个人经历的一个决定性时刻：他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方式面临民主政制的挑战[3]6-13。至于《斐多》，则不仅与《斐德若》有直接关联，而且不难看到，即便在被判刑后受死之前的那一刻，苏格拉底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充满爱欲⑥。因此，有理由将柏拉图这4篇基本作品编成“柏拉图爱欲四书”——不用说，它们不仅相互关联、值得对观，而且每一篇也都还与这出“四联剧”织体之外的其他柏拉图作品相互关联⑦。 在我国读书界，这4部作品获得的喜爱也最多。笔者不揣简陋，扼要谈谈这4部作品各自的独特性及其相互关联。 一、《会饮》在柏拉图作品中的独特性 长期以来，柏拉图最著名的作品非《王制》莫属(又译《理想国》)。然而，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会饮》却成了柏拉图最受欢迎的作品。为什么？从表面看似乎不难理解：1968年的西方“文化大革命”标志着一场“爱欲”的自由解放运动来临——海德格尔早年的学生、左翼哲学家马尔库塞在十多年前发表的《爱欲与文明》(1955)成了解放“[自然]爱欲”的哲学指南。《会饮》的基本主题是把“爱欲”尊奉为“神”，文中甚至有人提出了保护男同性恋“爱欲”的自由立法提案，这样的经典作品会吸引时人眼球并不奇怪。令人费解的倒是，的确也有西方学人拿柏拉图的这部作品来为解放同性恋作论证。无论如何，在后现代的这个狂欢时刻，两千多年前的《会饮》成了时髦读物之一，在古希腊作品中堪称绝无仅有⑧。 《会饮》的基本情节很简单：几位商界成功人士在进城的路上缠住苏格拉底的一位年轻弟子，要他讲述多年前肃剧诗人阿伽通在家里搞的一次会饮——因为苏格拉底应邀参加了这次会饮，就“爱欲”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他们对此很感兴趣。苏格拉底的这位年轻弟子当时年纪还小，并不在场，仅从一位老辈人那里听到过关于那次会饮的情形，但他后来曾向苏格拉底本人核实过。出于心地单纯和心直口快，他向热心打听会饮事件的商界人士转述了他听来的叙述。那次会饮共有7人就爱欲问题发言，用今天的话说，柏拉图的《会饮》记叙的是雅典民主政制时期一次关于“爱欲”的公共论坛——这在柏拉图的作品中绝无仅有。 公共论坛是民主政治文化的标志：既然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再重大的问题都应该“有话大家说”。在这篇作品中，苏格拉底所置身的民主时代的政治文化特征非常显眼。首先，开场时缠住苏格拉底的年轻弟子打听会饮的是几位商界成功人士——当时的雅典以工商业发达著称，民主政制与商业化文明有直接关联⑨。第二，这次会饮的谈话主题——颂扬“爱欲”——是通过民主商议方式确定的。事实上，每位在场人的发言的确体现了民主表达意见自由的特征。第三，为“爱欲”正名或“翻案”，本身就反映了民主政制的哲理基础和伦理后果。 颂扬“爱欲”是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确定的，在那个场合，这一决议具有政治强制力。可是，轮到苏格拉底发言时，他却拒绝参与颂扬“爱欲”，声称自己起初口头答应、心里却没有答应，理由是——他不能接受先前那些颂扬“爱欲”的发言者的修辞原则。这意味着，苏格拉底即便能够接受民主政治的形式原则，也不能接受民主政制的实质原则：把爱欲颂扬成一个“神”。在迫使在场的人同意他以自己的方式来谈论“爱欲”之后，苏格拉底讲述了“从前”的自己从一位先知式的女教师那里学习理解“爱欲”的经历。换言之，苏格拉底在这个民主政制的规定场合不仅暗中修改了民主政治的形式原则，也修改了民主政制的实质原则。就修改民主政治的形式原则而言，苏格拉底的发言基于其强制在场的其他人接受他的规则，以至于苏格拉底这时显得像个僭主——但他不惜让自己成为僭主的理由是：必须讲述“真实”。就修改民主政制的实质原则而言，苏格拉底针对自由民主的种种“爱欲”论，提出了他所理解的整全的爱欲观。如果说先前5位发言人表达了自由民主的“爱欲”的种种理据，苏格拉底的爱欲观则体现了民主政治原则难以接受的前提：并没有普遍人性，因此也没有普遍的爱欲——无论人性还是“爱欲”，在世人那里都有德性品质上的差异。如果否定这样的德性差异，最终就会否弃低劣与高贵的道德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