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5)03-0004-09 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历史性阐释或规律性探讨,是党史工作者一贯秉持的准则。近年来,受西方以“解构”为特征的理论、方法的冲击,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党史研究中所建构的学术秩序,趋向于对细节问题的挖掘或考证工作。这样的细化研究对具体问题的梳理或情景再现有所裨益,却由于研究者往往缺乏相关的系统理论知识或宽广的“研究视域”,无法恰当处理宏观背景与微观个案的关系,也引发一些“碎片化”问题的出现。值得注意的是,有人以“反思历史”为名,诋毁和否定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历史合理性,或者抓住党的历史上的个别失误大肆渲染,借此否定党史的主流和主线,出现了一些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这些问题的出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研究者缺乏整体性科学思维。因此,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提倡和贯彻整体性原则有着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并应当成为党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中共党史研究整体性概念的基本内涵和范畴 所谓整体性,通常是指事物内在的连贯性、有机性或系统性。就史学研究而言,整体性概念内涵主要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全面性,终极目标是为了解历史整体框架下的所有内容,尽可能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地了解历史面相。虽然这样的全面性难以实现,但正如历史“求真”一样,也不能否定“求全”的准则和精神。二是联系性,它要求把研究对象看作一个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而非一个片段或孤立的内容。联系性还体现在“以小见大”,即具体的研究要与宏观研究形成有机对接,彰显出大历史的实践轨迹。三是宏观性,这是整体性研究的最高境界。它不但重视综合、全局的考察,更注重对影响和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问题、脉络问题或主流问题等宏观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人类历史本质规律的概括和总结。也就是重视对历史逻辑、历史法则或历史哲学的思考,其意义最大,研究难度也最高。整体性概念内涵的这三个层次构成统一的整体性研究思维,其中任何一个层次都具有学术价值。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都提倡从整体上去分析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不同要素间相互作用的有机的系统整体,“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①,不能孤立、片面地观察和解释个别社会现象和问题。法国年鉴学派则提出了“总体的历史学”,认为只有综合地、广泛地、全面地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才能真正地认识过去,所谓“整体史”、“总体史”的概念正由此而来,但整体观念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是在历史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在我国古代,整体性是传统哲学的重要思维方式之一。如庄子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②即体现了宇宙万物普遍联系和“天人合一”的和谐整体观。散耗结构创始人普里戈金指出,“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和”,并预言西方科学和中国文化对整体性、协和性理解得很好的结合,将“导致新的自然哲学和自然观。”③西方哲学也十分重视事物的整体性,从巴门尼德提出作为整体的存在不生不灭④,到赫拉克利特把世界看作有规律可循的整体⑤,再到亚里士多德提出整体并不是其部分的总和的著名命题⑥,及至黑格尔以辩证思维首次提出“整体性”范畴⑦,他们对于整体性问题的表述至今仍富有启迪性。到了20世纪,在自然科学领域,系统论、散耗结构理论、复杂学等一系列具有浓厚哲学色彩的整体性方法论也开始出现,都在努力寻找某种具有普遍性、超越学科界限的整体性方法。所有这一切,至少说明对复杂事物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的全局思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贝塔朗菲所指出的,“不管怎样,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这就意味着科学思维基本方向的转变。”⑧ 在学术研究中,整体性问题已经引起我国学界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即有学者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对整体性原则进行了系统性论述,并呼吁在科学研究和社会改革实践中重视这一科学思维方式⑨。整体性问题在学术研究领域得到凸显,是伴随着近几十年来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系统论热的兴起⑩。在系统的整体性概念的知识体系和原理方法的基础上,社会科学各领域积极进行新的思考,实现了一系列新的突破。如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整体性已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和热点问题,不少学者围绕整体性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论述(11)。社会学、文学、管理学、决策学、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也都不同程度地尝试运用整体原理解决学科中的问题,并取得了进展。在史学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也有不少学者尝试运用系统论研究历史,以改变传统单一的研究思维模式(12)。但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史学领域对整体性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分析“碎片化”问题和社会史研究视角时述及。他们指出,要克服当前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整体史观(13),而以“无所不包”自称的社会史,其内涵在本质上就是“整体历史”,或者说“整体史的社会史”(14)。也有学者提出以“大历史”(15)的方法来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发展,把国史放在现代化进程和中国与世界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中考察其成败得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从整体上研究党史的必要性和意义(16)。这些讨论对于党史领域的“整体性”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就中共党史研究来看,其整体性概念范畴至少应包含以下三个理解视角。其一是“问题”的整体性。中共党史作为研究对象,其本身是一个完整的、具有内在逻辑的统一体。科学地研究中共党史的关键,是从整体上把握中共历史,而不是人为地切割为几个互不联系的历史时期或部分,更不能随意抽取中共在某一历史时期的错误而歪曲甚至全盘否定党的历史。其二是“方法”的整体性。“问题”的整体性要求在方法论上必须运用整体性原则进行研究。一方面,党史研究者必须把党史作为一个有机的联系整体进行考察,既从纵向上考察历史现象的前后联系和长期发展演变,又从横向上对一定历史阶段的众多方面进行通盘考察,以历史主义原则探寻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另一方面,中共党史本身的性质和内涵丰富、外延广博的特点,决定了应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吸收中国传统史学、西方史学以及相关学科如抽象、概括、综合、比较、系统、结构等具体的研究方法,以完整深刻地认识和反映党的历史。但在方法运用上必须要得当,否则势必会影响党史研究的整体性,甚至导致党史的扭曲和虚无。其三是“学科”的整体性。整体性是认识和确定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基本点。从当前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整体性集中体现在学科对象的整体性、学科结构的整体性和学科功能的整体性上。在学科对象上,党史研究应当包括党建研究,党的自身建设的历史本身就是党的历史的一部分;在学科结构上,中共党史应由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党史学史、文献学和史料学、编纂学,以及主体学组成它的完整体系(17);在学科功能上,作为一门科学性与党性、学术性与政治性高度统一的学科,它应当在发挥其传承文明功效的同时,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发挥其资政育人的作用。中共党史学科也必须在各板块整体性发展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统一规划,统筹安排,提高党史研究的整体化水平,并最终建立大党史的工作格局和实现学科的整合。